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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脱人民群众和专门机构的公开监督，买官卖官也就无处藏身了。
加强对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坚持对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应该成为我们党开展反对买官卖官斗争的传家宝。应该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勉励官员提高道德修养素质，牢固树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只有使每一位干部真正认识到、体会到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某个领导赐予的，更不可能是从某人的手中买来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才能从灵魂深处彻底拒斥买官卖官的耻辱行为。
买官卖官呈现四种新特征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经过多年研究考察，总结出近年来买官卖官四种新样式：
“越级”买卖。有些买官者已不局限于向直接的领导人贿赂，而是向上一级、乃至上几级的领导贿赂，由他们出面施加影响，从而达到买官的目的。与买官行为相对应，有点买官者不局限于自己职权范围，而是影响下几级干部任免。这些干预、招呼、影响都直接与利益挂钩，有点甚至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
“合法”买卖。就是钻制度的空子，披着民主的外衣。有些买官卖官者是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幌子，“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开辟自己的“运作”空间，由过去的“暗箱操作”变为“合法”任用，借着民主推荐和民主选举的名义，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
“公开”买卖。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者已经成为了“公开”、“透明”的事情，包括干部圈内甚至社会上的更大范围的人群都心知肚明。有哪些官，要多少钱，要送给谁，民间还流传着很多极具讽刺意味的“段子”，这是任命制官位的情况。对选举制官位，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明目张胆地向有投票权的人打招呼、拉票甚至出钱贿赂，其买官的对象转向了人数相对较多的民意代表。
“批发”买卖。近年来，一次一个地买官卖官似成风气，一次三个五个地卖官鬻爵也屡见不鲜，一次成规模地批发官帽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过去是有空位才卖，现在是创造空位卖，甚是可怕。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干部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求官者多，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如陕西卖官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商洛市的各个部门的领导。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涉及到206人。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2顶官帽大批发。
买卖，买卖，买与卖从来就是联在一起的。有卖才有买，有买必有卖。凡做生意的买卖人，都是一身而二任。向顾客供应商品的零售商，看来似乎只有“卖”，实际上，他要有货卖，首先得向批发商进货，即“卖”。有了“卖”，始能“买”；不断地“买”，就要不断地“卖”。批发商呢？他的货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向生产厂家买来的。他的“卖”，就是为了“买”。生产厂家呢？他所以有货可卖，则是因为他买了原料、设备，进行了加工制造，他也不能作“无米之炊”。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生意人都是有买有卖的。是故生意人，又叫买卖人。他们就是通过“买”与“卖”的不断变换，从中获取差额利润。
官职，本不是商品，是不能买卖也不应买卖的。然而，由于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自古以来，买官鬻爵也变成一种买卖，早在《韩非子》中，就出现“群臣卖官于上”的记载。历史上买官卖官之风刮得最兇的时候，是什么官位都有买卖的，“只留帝位不市”。新中国成立后，买官卖官现象受到毁灭性的扫荡，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阻力”，陈腐的东西还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近些年来，买官卖官现象又沉渣泛起。从揭露出的买官者来看，他们所以花钱买官，原本就是进行“投资”，企望获取更大的回报。因此，他们买得官位后，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疯狂进行权钱交易，不择手段地捞钱，其中卖官受贿是重要一手。前几年，黑龙江有一个叫李刚的人，花费50万元买得一顶县委书记的官帽后，就大肆出售基层的官帽，收进200多万元，获得“一本四利”的暴利。要不是东窗事发，李刚从官位“买卖”中的收益还会更多，达到“成本”的十倍乃至几十倍也说不定。像李刚这样由金钱交易得到官位的买官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以卖官的方法捞本赚利，“买官必卖官”的现象应当说是早已有之，并非完全是“新动向”。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买官必卖官”的现象，确实又比以往更加突出，更加瞩目，更应当引起注意。“买官卖官”，越来越成为一些贪官污吏经营权力的重要项目。他们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去买官，到手后，则大量抛售他们权力所能掌握的下级官帽，用以迅速收回成本，扩大利润。过去是“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现在则出现“三年穷县官，百万红包钱”的现象。河南省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买官上任后，不断用调整干部的名义卖官，全县22个乡镇就有21个乡镇干部向他买过官，以至当地出现这样的民谣：“官位要想长，去找王新康；位子要想动，快把钱来送。”在这些地方，官位完全变成了商品，官场变成了市场，买官卖官进一步市场化，构成了一条买官卖官的生意链。这样的生意链，是最大的腐败利益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买官必卖官”的恶劣发展状况突出地提出来，是有利于深化反腐败斗争认识的。
人们常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反腐败斗争，必须狠狠斩断“买官卖官”这条腐败链。系在这条腐败链上的官吏，一手向上卖官，一手向下买官，而且他们环环相扣，向官场高低两端延伸，打击他们，需要左右开弓，“买官”“卖官”都要查，同时要上下齐动手，上层下层都不留下任何“防空洞”，如此全面出击，方能有效击毁这条腐败链，而不只是抓获几个买官卖官者。这样，有利于官帽再也不能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官场再也不能变为市场。
12。9 关于贪官的诚
贪官在“进步”，腐败在“创新”，买官卖官及其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大讲“诚信”，“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投入必有回报”，“言出必践，老少不欺”。现在不少贪官在构筑行贿人与受贿人各得好处的格局，用“一若千金”编织“安全网”，令“官市”稳态化。这个动向更危险。因为“官市”稳则民利失，“官市”兴则民利衰。人民赋予官员的公共权力异化为官员旱涝保收的“自留地”，在大小“地主”们肆无忌惮地寻租、设租、收租的利益均沾的默契下，必有公共利益被监守自盗。
受贿但不要乱办事已经成为官场的共识。从原来的收钱乱办事到现在的收钱只是公事公办，真是一个质的飞跃：手中掌握的权力只有在利益面前该出手时才出手，否则只是袖手旁观，坐以待“币”；本该正常办理的事情，现在成了恩赐的时机和手段；既然需要公事公办的事情，为什么不鱼和熊掌兼得，即行使了公共服务职能，又坐收了丰厚之利，还收买了人情。
你送钱，我收钱为你办事，出了问题我们俩都跑不掉，这样彼此形成了生存紧密相关的现实，你才是我的人，我才是你的大哥，可以罩着你。
三不收原则：办不到或没法办的事情不收；领导或者熟人托办的事情不收；嘴巴不严的人不收。
四不收准则：领导交办的事情不收，怕领导对自己有意见，影响自己的升迁；两个人一起送的不收，怕有证人或有公款记帐；自己不愿办、不能办的不收；办不好的事情不收，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以上这些原则是贪官们内心盘踞着的一种可怕的“另类诚信”准则。这种准则造成极端恶劣的“小政治气候”，它等于给买官者吃了一颗“投入必有回报”的政治定心丸。在“小圈子内”醉生梦死，尽展贪婪本性；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圈子”里戴着廉洁的假面具。这些原则中间隐藏着“潜台词”：除了以上的三不收、四不收的情形以外，其他所有的钱都是可以收的。他是一把手，一手遮天，有多少事情是他办不了或者没法办的？既然办不成的事情不收钱，那么办成了的事，收钱就成了合乎情理的了。
这种“另类诚信”的深层目的是：“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遵循“诚信卖官”的新潜规则后，行贿者和受贿者各得好处，天知地知，不易被察觉。
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对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极其可怕的；节日“送礼”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情感和问候的因素在内，而是赤裸裸的“现金政治交易”。
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
一是制度“作秀”，表面的制度成为了腐败的“防空洞”。好制度是要人执行的，如果贪官想动歪心思，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公共权力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二是官场潜规则盛行。官位按“经济规律”办，导致行贿受贿盛行。
三是本性意见不如山，不如身后有靠山。
在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大贪笑小贪，小贪笑不贪，笑贫不笑贪的程度。陕西女贪张改萍在贪官中就很讲“诚信”：
一是守“信用”。拿钱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
二是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平”交易，根据送钱的多少衡量，有的跳级提拔，有的“正常”升迁，确保交易等值、增值。
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考察、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