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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蒋介石政权腐败，他是咎由自取。你们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
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严肃，透出内疚之意。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说航校不
必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
斯大林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是晚了一些，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
国南部的战役，蒋介石也不可能在台湾“另起炉灶。”
其实，早在口本投降后中共就在东北筹建空军了——在通化办了一所航校，不
过当时苏联没有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罢了。
斯大林的表态传到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见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
令员刘亚楼，要他出任空军司令并带随员赶赴苏联，同苏联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
宜。
在加紧建立空军的同时，毛泽东也着手海军的建设。在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
总统府的同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
区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
工作。
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于6月15日暂时住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以后进城均住此处，直至9月21日正式由双清别墅移居这里。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
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4月30日发出的倡议。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信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
常委沈钧儒，说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对政协筹备会议的
出席范围、开会地点及时间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毛泽东还指示中共在香港的
负责人潘汉年，携带他亲自草拟的召开政协的三党联合声明草案，去见李济深和沈
钧儒，进行面商。
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
同盟），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
（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
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的号召。毛泽东立即复电，
对各民主党派的热忱表示钦佩，敦请他们及早进人解放区，共同筹划新政协会议。
然而，要把旅居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去，却有相当大的困难。
首先，由于内战正在进行，当时陆上、空中都没有通路，只能利用海上交通工具。
而且，由于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它与南京政府又有着外交关系，国民党和
港英的特工人员关系密切。因此，如何排除和避免可能碰到的种种干扰、破坏，自
然就成为中共方面必须慎重对付的问题。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的肩上。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尽力做好“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
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具体指定潘汉年、
夏衍、连贯负责执行。为此，香港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
局，夏衍负责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联系，许涤新负责筹措租船等经费，饶彰风负
责具体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通知先前从延安派到大连担任中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的钱
之光，要他从大连租用外国商船来往香港，以运载货物作为掩护，接送民主人士北
上。并且指定钱之光到香港走一趟，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联系，协同行动。为安全
计，周思来还设想好钱之光可以用“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公开活动。从
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这一年间，在中共香港分局四人小组安排下，先后护送了20
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精英北上，安全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其中，由大连中华贸
易总公司出面租用外轮运载的有5批。第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
锴、章伯钧等，香港分局由章汉夫陪同。第二批主要有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
沙千里、曹孟君等，香港分局由连贯陪同，宦乡随行。第三批主要有郭沫若、丘哲、
茅盾夫妇等，香港分局派了胡绳陪同。第四批主要有李济深、未蕴山、彭泽民、邓
初民、王绍鏊、梅龚彬、李民欣等，香港分局由李嘉人陪同。
1949年1月22日，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李济深、
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发表对时局声明，坚决拥护中共毛泽东主席在14日
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
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到哈尔滨，把李济深以及
先前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已经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第五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陈叔通、马寅初、黄炎培夫妇、盛还华夫妇及
其子盛康年，以及俞寰澄、姚维钧等。他们乘坐的是挂葡萄牙旗的“华中”号，3月
14日驶离香港。3月20日到达塘沽港时，中共中央派了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迎接，
并于25日送抵北平，刚好赶上26日北平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的盛大集会。
截至8月底，先后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连同中共干部和
其他人员共达11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文化界精英，除前面提到的外，
尚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章乃器、蒋光鼐、柳亚子、龙云、钱昌照、许宝
驹、黄琪翔、叶圣陶、李达、包达三、陈其援、李任仁、千家驹、曾昭抡、郑振锋、
马思聪、曹禹、洪深、史东山、郭大力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一天下午，他由香山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噪真、文学院
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
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
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
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
等，就新政协将要讨论的各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这样回忆道：
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
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
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
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
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
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
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
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
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执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
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
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
许多民主人士。
当新政协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国母孙夫人
还居留在上海。
宋庆龄本来住在广州。5月初，蒋介石电令在广州暂理行政院的阎锡山，规劝在
穗静养的宋庆龄来沪或去台湾。电文称：对“二姐”应以缜密的监护措施，勿让中
共及他派人士将其诱到北平去。
阎锡山去见宋庆龄，宋庆龄说：“只要国民党在此存在一天；我一天也不离开
广州，哪儿也不去。”
然而20多天后，当上海失守的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离时，宋庆龄却踏着
硝烟来到了上海。
5月27日上海一解放，周恩来立刻写信向她祝贺：“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
喜。”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和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去迎接
她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廖梦醒先去见宋庆龄。因为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
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携带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
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
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过了两天，接到她宴请邓颖超的请柬。见面
时，邓颖超首先转达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
领导人对她的问候，并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件。宋庆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
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