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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第一章我3（2）
既然奥克塔夫就是我，我不得不站起来，拿出分镜头图，上面的十二幅草图是用高薪聘来的美工画的。我在一片死寂中，开始讲解这个广告片：
“呃，是这样的。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里布海滩。晴空万里。两个金发美女身着红色泳衣在沙滩上奔跑。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人地名注释会成为宗教经典解释的障碍。’另一个回答：‘注意别落入本体论近义词的圈套。’与此同时，海水中，两个有着古铜肤色的冲浪者正在激烈地争论：‘你知道吗，尼采在自传《看！这个人》中大赞游泳是完全的享受主义？’另外一个反驳：‘不，他只是用唯我论的比喻来捍卫他的‘崇高健康’理念。’镜头再回到沙滩，我们看到那两个美女此时正在沙子上写数学方程式，对话：‘如果我们假设X的立方根随无穷数变化……’，‘对，’另外一个说，‘你只要再将趋向渐近线的集合数加以细分。’片子以一艘‘清丽佳人’的小艇画面结束，广告词是：清丽佳人，轻盈让人智慧。”
死寂仍是一片死寂。销售总监扫视着他的产品主管们，他们都忙着埋头记笔记，以躲避发表意见。杰夫不大有信心地试图为我的文案辩护：“当然还有最后的唱名‘嗯，麦多纳’，在此就不另提了。呃，我们认为，如果让那些俏丽佳人的代表们同时进行非常知性的谈话，一定更有意思，而且要知道，户外的体育活动如今越来越成为主流。另外，这脚本还可以提供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法国小姐们讨论地理政治，大谈1918年的不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猛男脱衣舞表演剧团 （Chippendales）一边讨论裸体怎样同时作为身体解放以及后现代的异化否定，一边光溜溜地展示着他们的肌肉；等等。这挺有趣儿吧？”
那些主管们此时开始按照他们的官职顺序，轮流发表意见：“还可以”，“不错”，“我没被说服，尽管我明白它要说什么。”“这是个可能的思路”……我注意到，他们就像鹦鹉一样，每个人都重复他的下属所说的，一直到杜勒为止。这位老板倒是根本不同意他属下的意见，他问：
“为什么要使用幽默的方法？”
他问得没错，我要是他，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我忍住逐渐升起的恶心感，试图论证我的观点：“这对您的牌子有好处。幽默能让您显得可亲，而且更有助于记忆。消费者更容易记住让他们好笑的东西，之后，他们会在晚餐上、办公室、课间休息时重复这些笑话。你看那些闹剧有多火，人们进电影院就是为了找乐……”
此时，阿尔弗雷德·杜勒掷下一句不朽的名言：
“对，可事后他们不会去买胶片吃。”
我请他原谅，我得去趟厕所，同时想：“你这他妈的王八蛋，你在我的书里可赢得了一个位置，而且是个明显的位置，就从这一章开始。阿尔弗雷德·杜勒是堆臭大粪。”
所有作家都是告密者，所有文学都是泄密。如果不是为了往送给我的一锅汤里啐唾沫，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写书。事实上，我曾经是众多事件的目击者，而且我认识一位够疯的出版商，允许我将这些娓娓道来。起初，我没有任何要求。我身处于一个机制当中，这个机制会将所有拦路的东西都予以捣毁。我从未认为我能够安然无恙地脱身。我曾到处询问，想知道谁有力量来改变这世界，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个人也许就是我自己。
《￥19。99》第一章我4
总的说来，他们的想法就是要摧毁森林，代之以汽车。他们制定这个计划并无任何意识，也没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目标在何处，但仍吹着口哨，向前进发。他们身后，即使是酸雨肆虐，也跟他们没有任何干系。地球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第一次拥有了同一个目标：挣到足够的钱，以便能像广告里那样活着。其余的都是次要的，反正要承担后果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我并没有在进行自我批判，也不是在做一个公开的精神分析。我写的是世纪顽童的忏悔。我用“忏悔”一词，绝对是天主教意义上的。我想在滚蛋之前完成我的灵魂救赎，我记得圣经里的路加福音：“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从此，我惟一能接受与之签订无限期合约的，就是上帝。
我要让你记住，我曾经也试图去抵抗，尽管我明知参加这样的会议就等于同意合作。你只要在那些病态的、带空调的大理石会议厅里，在他们的桌边就坐，你就等于参与这愚民的过程。他们好战的字眼让他们露出心虚的马脚：他们谈宣传战、目标、对象、冲击力、计划目标、第一波攻势、第二波攻势。他们害怕被吞噬，拒绝被吸血。我听说，马尔斯（Mars）公司（是个巧克力生产商，马尔斯是希腊神话中战神的名字）那里，把一年时间分成十二个P，每个P有三个S；他们不说四月一日，而说“P4S1”！这简直是一帮匪军，正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请允许我提醒你们，广告作为毒害大脑的一门技术，虽然是由美国人亚伯特·戴维斯·拉斯克尔（A。D。Lasker）于1899年发明的，但它的高速发展还是得力于三十年代一个叫约瑟夫·戈培尔的家伙：为了说服德国人民去烧死所有的犹太人，戈培尔可谓是个杰出的广告文案策划人员：“德意志高于一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劳动赋予自由”……记住，不要拿广告开玩笑。消费与消耗本没有什么大区别。
有时，我觉得我也许能成为掉进齿轮里的一粒沙子，或者是繁殖力旺盛的巨兽胃里的一条蛔虫，甚至是摧毁全球市场的特种部队士兵。我说：不上飞机，就不能劫机，正如葛兰西 （A。Gramsci）【1937年逝世的意大利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所说，“改变应从内部着手”。（葛兰西比托洛斯基来得潇洒，而且同样鼓吹渗透主义。我还可以引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或六八叛逆分子丹涅尔·龚本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的青年偶像，现为欧洲议会法国绿党议员。】的例子。）这样才有助于我完成这件麻烦的差事。不管怎样，那些六八叛逆分子先从革命起家，然后都进入了广告界。我想做的则正好相反。
我想我更像是切·格瓦拉式的自由战士，一个身着“古奇”名牌服装的叛逆者，对了，我就是副指挥官古切。古切万岁！这名号真棒，又好记。只是在认知上有两个问题：第一，它听上去像墨索里尼的称号杜切。第二，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不是切·格瓦拉，而是戈尔巴乔夫。
夜晚，我回到我宽敞的住房，因时而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者而难以入眠，但实际上，是可卡因让我保持清醒，它那股金属味道直冲我的喉咙。我在厕所里自慰一番，然后吞下一粒安眠药。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我身边已没有半个女人。
我想，最初我还是很愿意在我周围做些有意义的善事。可是最终没成功，因为人们阻止我，我也就势放弃。心怀好意的人最后常常变成禽兽。今天，我知道什么都不会改变，什么也不可能有改变，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这个潜伏的对手无所不在，而且让你不痛不痒，我们不可能与之抗争。与奥林匹克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所呼吁的正相反，我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不参与，应该像高更、兰波和卡斯卡尼达一样，远走高飞到一个荒凉小岛，看安洁丽卡往朱丽亚娜的乳房上抹油，让朱丽亚娜给我抚慰，我们照管着种满大麻的花园，同时希冀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已一命呜呼。品牌已经打赢这场对抗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都是战败国。我向你们透露一条独家新闻：大卫从来没有向巨人歌利亚【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遭非利士人侵犯，少年牧童大卫巧用石子战胜敌方巨人歌利亚。】挑战。
我曾经天真幼稚，而这并不是干我们这行所必需的条件；我如今上当受骗，这正是我和你们惟一的共同点。
《￥19。99》第一章我5（1）
在麦多纳国际集团的厕所里，我吐出喝进的十二杯咖啡，然后又刮了一道白粉，让自己重振精神。我用冰冷的水泼了泼脸后才回到会议室。难怪没有任何创意人员乐意为麦多纳工作，这帮家伙的确不好伺候。不过，我好歹还有备用脚本：我建议他们模仿电影《霹雳娇娃》，三个美女上窜下跳、端着手枪瞄准镜头，伴着七十年代的灵魂音乐；她们抓到坏蛋就向他们朗诵波德莱尔的诗句（再加柔道、飞腿和跟头倒立），一个美女直视镜头，同时扭住一个可怜坏蛋的胳膊，他疼得呲牙咧嘴；美女大喊：“要是没有零脂肪的清丽佳人，我们就不可能将他们抓获。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这个方案也未获成功。以下几个方案如：模仿某种模式的印度电影、007女郎接受精神分析、法国名导演让·吕克·戈达重拍《神奇女侠》、摄影名家大卫·汉弥尔顿拍摄有关著名女批评家朱莉雅·克斯特瓦的研讨会，等等，也同样都遭到了被唾弃的命运。
我们这位地球村的白痴杜勒继续他对幽默的抨击：
“你们这帮创意人员，自以为是艺术家，你们想的就是怎样在戛纳得奖。我可要有交代。对我来说，要知道行还是不行，要能迅速清仓出货。我们有迫切需要，您明白吗？奥克塔夫，我特喜欢您这个人，您讲的笑话让我特过瘾。但我不是一个中年家庭妇女，我们针对的是市场，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判断为基础，应该考虑到目标对象的需求，想想超市里的那些展示台，难怪人们管它们叫维苏斯的贡多拉船头。”
“是威尼斯，”我反唇相讥，“让贡多拉留在威尼斯吧。”
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