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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比方说介乎于蚂蚁与高山之间——的物体。我们既不能察觉细菌、分子和原子等微小物体，也无法观察类星体、星系和膨胀宇宙等宏观物体。在“中土”世界的速度层面，我们的眼睛长于捕捉以行走或跑动速度运动的物体，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诸如高山的缓缓增高、大陆的慢慢移动，还有光的高速运动，我们都觉察不到。在“中土”世界的时间层面，我们大概能活上七八十年，远远不足以见证进化、大陆漂移或长期的环境变化。这是不少人难于接受进化论和全球气候变化论等科学观点的一个原因。进化和气候变化违反直觉，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变动范围在“中土”世界很不寻常。
民间科学的因果推论——也即判断真实世界里的因果关系——同样靠不住。我们正确地猜测到诸如石头工具等人工物体，是某位智能设计师的产物，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界所有具备功能的物体（比如眼睛），同样是靠智力设计出来的。找不到有力的理论解释神经活动如何引发意识，我们就想象脑袋里飘荡着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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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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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经济学的进化
由于经济学最初被当做科学，如何应用它的数据和理论为描述性问题设计可说明的解决方案，人们展开了无穷无尽的争论。用市场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往往遭到怀疑。商人不可靠，企业昧良心。此外还有著名的仇富情绪——憎恨那些从市场上受益最多的人。这种不信任和反感，来自民间科学，来自我们对市场和经济“中土”直觉的局限性。民间经济学令我们蔑视过多的财富，认为高利贷是罪过，怀疑市场看不见的手。我们往往害怕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讨厌自己害怕的东西。
民间经济学做如是观的原因是，在我们当初进化而来的捕猎采集者小群落里，没有资本市场，没有经济增长，没有财富积累，没有过分的贫富差异，劳动分工极少，劳动密集度低（大多数捕猎采集者都肩负着多种任务），工作上显然也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为说明“中土”民间经济学的进化源头，以及为什么如今它叫我们烦心，下表列出了我们由以捕猎采集为生进化到以消费贸易为生的大致数据：
人类群体的进化时间群体人数
迄今10万~1万年前 群落 10~100人
迄今1万~5 000年前 部族 100~1 000人
迄今5 000~3 000年前 酋邦 1 000~10 000人
迄今3 000~1 000年前 国家 10 000~100 000人
迄今1 000年前至今 帝国 100 000~1 000 000人
这条进化时间线上存在着经济的跃迁：起初是在群落中平均分配经济财富，接着等级财富成为部族里地位和权力的标志；随着群落和部族结成酋邦和国家，平等主义分崩离析。故此，在当代世界，我们获取更多财富的自私愿望与追求平等的社会愿望（至少，人不应当太与众不同——不要太富，也别太穷）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在庞大的现代国家，既有人一贫如洗，也有人富可敌国，人们为此惊慌失措。于是，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削富补穷的政策，因为我们进化时住在一个零和（不是赢，就是输）世界，有人赚了钱，就意味着有人亏了钱。这就是为什么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极度重视互利互惠和分享食物，为什么他们会进化出共享捕猎采集等集体劳动成果的风俗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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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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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东巴拉圭的游牧民族阿契人（Ache），以捕猎采集为生，由男性负责远行找食。猎取到的肉食，由整个部落所分享，打到猎物的单个猎人，并不拥有自己的战利品。然而，人类学家金姆？希尔（Kim Hill）和西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发现，最出色的猎人更受女性垂青，存活的后代多，繁殖成功率高。此外，希尔和卡普兰还注意到，由于捕猎队伍的参与者流动性强、不固定，部落会用照料孩子、拔擢地位这类实际的社会奖励方式，鼓励出色的猎手远行捕猎。又因为捕猎的成功率低，分享和奖励用得最为普遍；反过来，采集活动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果实又便利可得，所以采集所得只在核心家庭内分享。同样道理，因纽特人也有一套制度。在围捕北极熊的过程中，谁的矛对熊发起了第一击，谁就能获得这头熊皮的上半身当做奖励。又由于熊皮的长毛是装饰女性靴子用的，拿到这种奖励，会让猎手得到家人的额外赞誉。男性喜欢打动女性，享有地位，获得同性的赞誉，这一心态可以为社会群体的利益所用。
如今，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零和的世界。凭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能用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源创造越来越多的食品。可我们的大脑，依然像从前生活在零和的“中土”世界那样运转。
我们为什么拒绝自由市场经济
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国富论》与蒸汽机打破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称《国富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实质性议题”。
既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此深刻又确凿，为什么还是有人拒绝接受呢——就好像其他人拒绝接受进化论一样？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进化与经济——不是人发誓效忠的宗教教条，也不是需要奉为珪臬的信仰；它们是经验世界里的客观现实，正如没人会说“我信仰地心引力”，也不该有人说“我信仰市场”。拒绝接受自由市场经济学，牵涉到若干社会和心理因素。
因为人最初生活在捕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从数十人到几百人的小群体进化而来。在这种小群体里，人人都有亲缘关系，或是彼此熟悉。大多数资源由人们共同分享，财富积累闻所未闻，太贪心、不知足要受惩罚。是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以庞大财富为成功标志的自由市场体制既怒又妒，并指望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或物去惩戒、纠正那些贪婪者。不妨称之为进化平等主义。此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阶段，社会成员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去追求个人成功。导致社会成员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在动力或天赋上的自然差距；相反，少数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社会制度，以民众的赤贫为代价，图谋私利。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自然会认为它来路不正，并要求自上而下地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数量。但凡有人说“他们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他们”必然指的是最有权力的社会制度——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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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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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低得惊人。自由市场混乱无常，不可控制，无法预知。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容忍这种环境，并惯于指望政府等社会制度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确定性。人们把地震与飓风叫做“不可抗力”（“acts of God”），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逐渐依赖“政府力”（“acts of Government”）来进行必要的调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切的时候。买不起（或自愿不买）保险抵御不可抗力的人往往寄望于政府机构（如联邦应急管理署）在风险降临时解救自己。
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讲述过一个全能政府观影响经济政策的可悲例子——连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1995年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的时候，克莱因问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育券（school vouchers）将自由市场原则和机制应用到了公立教育上，为什么他却不喜欢。索洛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所有的经济理由都支持教育券。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多亏了我们的军队和公立教育制度，我才成了美国人。”克莱因认为，人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学，是因为“人倾向于把政府看做一种约束力，并为此热爱它”。克莱因称此为“人的浪漫情结”，因为我们共享政府服务、愿意让政府划定“我们圈内人”的界限。“政府创造了有效的永久性公立机构，如道路、供电网、邮政局和学校系统。在此过程中，它确立并强化了包围式共同体验的框架——至少是营造了这种体验的幻觉。”要是有人对政府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方法持怀疑态度，很容易被贴上“圈外人”的标签，当成无因（集体之因）的反抗。
大多数人的经济信仰起于部族式的政治承诺，也即自由主义者应当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则支持之。这其实是穿了另一套外衣的民间经济学。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认可强有力的经济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只不过，他们对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的对象是谁存在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想要企业受管制，政府驻进董事会；保守主义者则想要支大军队，政府开拔进卧室。此处意指自由主义者提倡政府干涉经济，而保守主义者则倡导以法律意志干涉私人活动。——译者注自由主义者呼吁警惕军队里的财政弊端和预算渎职，可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B？施洛瑟（David B。Schlosser）——他是个商人，也是亚利桑那州的候选议员——却指出，“自由主义者喜欢这么想，只要给政府分派一件‘善意’的任务（比如医疗），就能自动给整个过程注入效力。他们忘了，既然他们先前信不过政府职员能做出什么良好的决策，何以这次就该信得过呢——不都是同一拨人吗？政府官僚会花800美元给军队买扳手，花2 000美元给空军买马桶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