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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是我们简单地说或者简而言之就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就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变通商业的某些原则，来处理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某类特殊问题，这个特殊问题在中国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的贷款，通俗地讲就是企业借了银行的钱还不了。我们应该说这样理解，是从经济理论上这样来分析了，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诞生的这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必然性，那么从我们国家自身的特点来讲，我们国家成立这四家AMC，它有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国有企业拖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很多的借款、贷款，那么这样它两边就拖累，商业银行由于有这么多的国有企业的不良的贷款，它自身的资产状况就很不好。它自身资产状况不好的话，它自身的改革发展以至于遵循某些国际惯例来进行运行，这样一个道路，它就寸步难行没法走。另外一边国有企业，它因为欠了国家商业银行的，这么多的贷款，然后它的贷款的形成过程呢，又有很多特殊的历史原因。比如说它是国家拨改贷的方式，所导致的这个贷款，企业的财务负担非常重，它一时确实又还不了银行的帐，再加上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我刚刚讲国家也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碰到这种情况，它都不可能采取严格的商业原则。“说那就好了，你们都破产吧！”那也不可能，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像有些国家会造成连锁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导致我们当时一定要考虑到底怎么样，特别是在遇到了1997年开始的东亚经济危机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考虑到如果中国的商业银行，仍然有这么多的严重的不良资产一旦遇到这种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话，我们的银行自己就没有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当时要解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或者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使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的状况要有所改善，它本身要能够具有抵御金融风险的这种能力。同时因为它设计是国有企业，所以要把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的做法。比如说债转股的办法；比如说对国有企业破产的某些优惠政策等等。要把和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样一个措施把它衔接起来，力图能够做到中国改革中间现在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困难问题。最困难的问题，一个是金融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问题。所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面临的任务是非常地艰巨，而且我刚刚讲，它是需要一个高度的业务技巧。它没有可以按照一般的商业运行原则，原来没有这条路，就是你得趟出一条路，就是又不能让这个社会风险太大，又要遵循这个商业原则，然后你对资产的处理过程中间，你又要保持资产的保值。同时你又不能是说因为这个资产已经是坏的，坏资产了，给你的1。4万亿的资产，是个帐面的资产，这个资产到底有多少？它值多少钱？你拿到手上资产，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你把它搞清楚。你把它理清楚，然后按照商业原则，尽可能地保持国有资产，不要过多地损失，然后还要不能够因为你这样一个举动，导致了一些社会心理上的副作用，所谓社会心理上的副作用，就是说破坏信用的制度，有钱就可以剥，只要有什么办法，我就要赖着帐，我就可以不还。总而言之你觉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这项工作是非常难的。
通过你的这个表述，我们就感觉出来了。你刚才说难的时候，底下点头的都是金融资产管理的，深有同感。那么刚才你提到一点，叫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了之后，可能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成立这个AMC，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还有哪些我们国家要成立，这样四家AMC的出发点，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们请其他三位嘉宾，也给我们讲一讲。
我说一点，其实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理论上在进行讨论和铺垫的时候，确实有不同的看法。四家银行积累了那么多的不良资产，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怎么处理它，当时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就是说银行本身去消化它，或者银行本身去处理它，没有必要单独设一个机构来处理，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银行多年来采用的方式。比如商业银行自己搞一个部，把不良资产全部移交给它，那么它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法律小组或者清算小组，它来去做它。有人说这样做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不需要单拿一个摊子出来，这好像听上去合乎大家的普遍的共识，至少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有这种想法，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不良资产的形成是很巨大的。如果银行自己造成的这个不良资产，银行自己去处理的话也会遇上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银行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么大的系统你要落实到基层，然后让基层去处理，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最终有可能不但处理不了，还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说，我们还是成立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那么按照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其他国家的一个模式，比如泰国、韩国、日本，都有类似这样的公司。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但是成立什么样的公司，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就像日本一样，我们成立一家公司，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这家金融管理公司去收购不同银行的资产，然后由它去处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四家银行的资产来专门处理。那么现在看来我们这样做还是有它一定道理，通过三年的工作，我们体现出它的一定的优越性，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是需要让大家有所了解，还有呢？刘教授，这个问题根上来说，还是商业银行改革的客观需要，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花了很大力量来研究这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怎么办？最主要的问题，它是承担政策性的问题，承担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需要，接下来就有一大批的不良资产处理不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商业银行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商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那它老背一个大包袱，沉重的包袱背在身上，它不可能轻装前进不可能按商业原则来运作。因此就曾经是两个设想，第一个就成立政策性银行，把它政策性任务，贷款任务分离出去。当然现在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一个是多年遗留下来的，背着国有企业的贷款的压力，所造成的负担。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可以为什么要集中解决呢？就是因为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这样搞政府型的银行了，再继续搞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国际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好，国际的经验教训也好，看来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影响我们整个的银行的信用。风险会加大，所以这两方面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风险加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在国际金融变化比较激烈的情况下，采取果断措施。
那么刚才讲了，可以在银行内部，但是我们国有不良资产，量大面广，数量有的很小，它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法律，专门的人员，按专门的规则来运作的话。它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特别是和原来的银行在一起，搞贷款的人，批准贷款的就是这些人。你让他再处理这个贷款，这个手会肯定很软，它就保全国有资产有点难度，它有专门的机构和原来的关系脱开了，我用买过来收购的办法，咱俩分开了，然后我就加大处理力度依法运行，这样力度就会大。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才，有专门的法律，那么专门的运作规则，这样的话效果就会明显。我想这个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取的，就是说外国也有这么做的，当然我们情况不同，但是这种做法实践证明，还是有道理的。
刚才四位嘉宾谈了，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我们国家本身金融业改革的需要，那么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不是在金融业全球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的成立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应该说是有这样的必然性。如果不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方式去处理这些资产，那么这些不良资产会越累积越多，最终会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