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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典故都有出处,态度从来是严肃的。老舍先生曾对我说:“田汉同志的
侍是我们无法比的,他是个真正的诗人。”
我还想谈谈他奖掖后进的事迹。他直接培育出来的戏剧人材本来就不
少,我是属于他的后一代的,但他对我的写作也很关切。一九六一年我为写
《王昭君》到内蒙古去,搜集材料。他见到新闻影片中我在草原上骑马的镜
头,便十分赞许。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来到我家,送给我他在宣纸上写好的
一首七绝,题目叫《青冢》:
一鞭大漠马如飞,
青冢黄沙带笔归。
为教全华团结好,
再抛心力写明妃。明
他说了一句:“给你!”便笑呵呵地飘然而去。这首诗我当时就装婊起
来,挂在墙上,以激励自己把《王昭君》写出来。从他的这首诗,可以看出
一位长者如何爱护他的后辈。
可惜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这幅字被破坏了。田汉同志本人受
“四人帮”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以七十岁高龄含冤而死!
我想起田汉同志的一生;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和灿烂多姿的著作燃烧着我
的心。我们全体戏剧界的同志将永远纪念这位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田
老大”,我们戏剧界的先驱和前辈,田汉同志。
(原载《人民戏剧》1979 年第4 期)
明
妃即王昭君。晋朝因避晋武帝司马昭的名讳,史了改称王昭君为明妃。
忆菊隐——《焦菊隐戏剧论文集》序
这些天,我时常怀念焦菊隐先生。我想到他一生的业绩,也想到他工作
的态度。前几个月我遇见他的两个女儿——世宏、世安。她们生得那样像菊
隐先生,更使我想起她们的父亲。
我和菊隐先生不算是深交,但也不能说认识得很浅。我读他写的诗时,
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他大约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了。好像他的诗登在《晨
报》副刊上。我感觉他的名字很别致,我想“菊”大概是代表了“菊部”,
就是戏曲的统称。我猜想他大约在很早的时候,便对戏曲很有兴趣,因此才
起了这样一个笔名。果然,以后他为戏剧事业尽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国的话
剧事业中,我和他合作了多年。
在林彪、“四人帮”猖狂的时期,我和他同住一间“牛棚”。十几个人
同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潮湿,不见阳光,身下垫着稻草和自己家里送来
的一些被褥。我终日不听见他说话。即使到晚上九时以后,大家都叹了一口
气:“这一天算是过去了!”尽量欢谈一会儿,他也不参加。有时他自己补
衣服,针脚之好,连妇女都比不上。夏秋之际,他就赶紧自己缝棉被。地铺
本来很小,他总整整齐齐地铺好,又规规矩矩地收起来,他洗涤衣服,在我
们关“牛棚”的人中是最干净的。我曾问他:“你怎么洗得那样干净?”他
回答说:“用力地洗,多洗几遍,就行了。”这句话我感到含义很深。确实
他无论做什么都很严肃认真,尤其是他所从事的戏剧事业。
菊隐先生真可谓博览群书。他读书既博,而且研究事物很深。他藏书极
多,一屋子一屋子都整整齐齐地装满了他心爱的书,中外都有,有些书是好
版本。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有时为了一些比较隐僻的问题去请教他,他总
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而且可以立刻从书中找出他所依据的原文给你看,
哪些话在某页某行,使你不但折服他知识的渊博,也惊叹他记忆的精确。一
般来说,他真是问不倒,驳不倒,是一个活的百科全书。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他确实被制服了。各种难以胜
任的劳动加在他身上。回到“牛棚”后,他流一身汗,气喘吁吁地坐在地铺
上,一句话也不说。
有人曾说他这个人相当“冷”,我回顾一下,他并不是这样。经常有些
陌生的人来向他请教戏剧方面的问题,他总是非常热心而且细致的解答,从
不厌倦。他的女儿才三四岁的时候,我见过他自己一面读书,一面哄她睡觉,
吃饭,那样的父爱是很少见的。后来我们一同在“牛棚”,一个冬日,他的
小儿子——世宁,独自来看他。他望着儿子,帮他理衣服、擦脸,不知从哪
里掏出一个玩具,又掏出几张邮票给他。到了时间,小儿子叫了一声“爸爸”,
就走了。他于是又沉默地坐着。他那时心脏病很厉害,他曾给我看他的腿,
一按一个坑,久不恢复。但他还得于很重的劳动,并且不断写检查,听说有
数十万字。
菊隐先生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导演。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任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他导演了许多好戏,融合了西洋和民族传统的戏剧艺
术的精华。因此,他导演的戏都十分耐人寻味,有它独特的风格。无论中外,
凡看过他的戏的人,都被他卓越的手法和严肃精神所吸引。他有他的理论和
实践,可以说是自成一个学派的。在解放前,他办了中华戏曲学校,造就了
许多京剧人才。他的学生有不少是今天著名的京剧演员。他有一段时间确实
朝夕寝馈干京剧艺术,后来他又留学巴黎,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他的学问
不仅在于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有一天清晨我曾见他从首都剧场出来。我问
他为何这样早来,他说他忙了一夜的灯光。人们告诉我,焦先生常常亲自爬
到舞台高处去安排灯光,一定要达到他所要求的诗的境界。又如布景,他总
是改了又改,有时甚至改几十遍,对舞台美术专家们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他的这些学问应该有许多专门家为他著述,保存下来,使后人能够继承它,
发展它。
因此我觉得《焦菊隐戏剧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在戏剧界这是一件重大
的事情。我们还应该陆续收集他每一个著名的演出的导演场记,如《龙须沟》、
《茶馆》、《蔡文姬》等等,一本一本地整理好印出。这是活的导演艺术,
其中不止表现出他的学识,也表现出他对生活和社会的知识。
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的二十多年中,培养了许多好演员,也
培养了一些好导演。我觉得他从前所下的功夫,不论在西洋戏剧或民族戏曲
的研究上,都是为解放后他的话剧导演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一生的修养和造
诣,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百花园中,开出了最艳丽夺目的奇葩。他的艺术需
要后人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对这一点我们一点也不应忽视。
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恨而死,没有能全部完成他的
抱负。尤其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还被召去到山地进行
“拉练”,使他的病一天天加重。一个卓越有才能的戏剧艺术家这样死去,
使我们这些幸而活着的人们一想起来,便万分痛心。他这十几年的光阴被“四
人帮”夺去,而这十几年是他本可以用来创造多少精神财富的光阴呵!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原载《艺术世界》1979 年第1 辑)
郭老活在我们的心里
郭老逝世了。
我的心极其沉重、悲痛。我想,这种感情也许只有我及和我同辈的上年
岁的人才有。而像我的孩子们那样年轻人的心,大约是不可能感受得这样地
深切。因为,在我们这些人一生的路途上,郭老是撒过种子的。他浇灌过,
滋养过;并且结出了果子。
郭老是我景仰的人。不论我认识他之前或之后,他都是我的老师。而像
我这样的学生,是干千万万个的。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读了他的《女神》。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
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
去打碎四周的黑暗。我吟诵着这些侍,心中拜下了他这位老师。是他启迪了
我。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从郭老的诗文中,我感觉到文学的力量,我领
悟到文人的笔可以去刺破沉沉黑夜。我第一次想到效仿这位伟大的诗人,以
笔为生,用笔开拓生命的大路。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是郭老主办的《创造季刊》的热心读者。当时,
这个刊物在反动势力猖撅的北方,很难弄到;弄到后便欣喜万状。在那些进
步的革命文章中,我找到了反抗和叛逆的勇气。我懂得了当时的社会是不能
与之共存的,否则只有被吞噬、死去。
我真正认识郭老是一九四○年左右,在重庆。国民党的陪都一片腐恶,
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们这些倾向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心中痛苦
得很,郁闷得很。重庆天官府郭老的家,他那简洁朴素的屋子,常常是我们
聚首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说真话,可以骂国民党反动派,骂特务,可
以痛快一番,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郭老的教益,这是我们所珍贵的。
郭者的心是属于党的。这是他生命的炽点。这也成为我们生活的楷模。
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真诚地热爱。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就在重庆,敬爱的周总
理在那里,郭老无比信赖、敬仰周总理,事事同周总理求教、商议,以至文
章诗稿都要请周总理指正。周总理懂得他,尊敬他,给他以真挚的友情,这
革命的情义温暖了郭老的心,为他生命的炽点加了热。
当时郭老所主持的第三厅被国民党反动派攻击为共产党在国民党里面的
“租界”。郭老奔走,讲演,写作,在一片阴霾中,他成为我们党在国统区
的一面进步的旗帜,招展着,呼唤着,聚集着各方各界的人们,团结抗日!
国民党恨他入骨,想迫害他而又不敢下手。因为他的名字不光是写在报
纸上,写在书面上,而是写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上。
郭老为人谦逊,同时又那么热烈、坦白。凡是朋友,他总是来者不拒。
他在重庆的家很少清静,我有时也被留在他家吃饭,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娓娓
的言谈。那时候郭老和我所谈的具体内容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