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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去国内对这一领域研究者较少（现在已开始多起来），所以本书或许有一定的抛砖引玉的价值。但是对中国这一领域，我是后来者，涉足较浅，在这里说三道四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有班门弄斧之嫌。不过社会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而事物是多面的，从研究他山之所得也许可以助我多一面镜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照见一个方面。当然，为英文版所写的中国情况需要包括许多背景介绍和案例资料，在这里除为说明观点举例外，基本略去。
2005年9月，作者识
注释
① 茅于轼，“趋近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4期。
② 黄浩明，“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4期。
总 序序言
序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基金会已经悄然进入我国的各方面生活，特别是教育学术界，就某个项目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也就是说，在实用层面上，美国基金会与我国各方面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发展迅速；但是在传统观念、意识形态层面上，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基金会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渗透”、“和平演变”的工具，这种说法至今还屡屡见诸报端。当然，这种实践与理论相矛盾的情况远不止于对待美国基金会的态度。事实上，不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如何，大多数人对基金会这一事物的了解都很肤浅，甚至在认识上有许多误区，国内似乎尚未见到对美国基金会作全面介绍和分析的著作。
我对美国基金会从经常打交道却视而不见，到开始产生兴趣，再到逐步深入探索，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初是从研究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影响的角度，开始注意到除教会、庚款办学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至少，至今仍是全国第一流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是众所周知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初，在“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运动中，协和医院因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而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之一。1992年我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研究员时，有机会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上纽约州泰利镇的档案馆查阅档案。我惊奇地发现，从1915年该基金会成立到1949年，它在中国工作领域之广，对中国关注之执着，以及实际上对中国相当多的学科的开创所起的作用，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协和是它当时在海外投资最大、最得意的杰作外，我国二三十年代开始起步的各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挖掘和鉴定，都曾得到它的资助。著名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它是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由此引发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公共卫生人员的培养和对经济学、图书馆学的扶助。历经抗日战争到胜利复员，它始终锲而不舍地研究中国的需要，决定其资助项目。1949年以后，如果形势允许，它原准备继续留下来，最后一笔对中国项目的拨款保留到1952年才从预算中划掉。另外值得感谢的是，它还是美国20年代发展起来的汉学的创始赞助者。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出于一种什么思想理念？这些都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可惜时间有限，无法细读，只能尽可能大量复印，回来再慢慢消化。以后我主要根据这批档案写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篇长文，发表在《美国研究》上。下一步准备接着写福特基金会与中国，因为50年代以后，在扶助美国的中国研究上它取代洛克菲勒基金会位居第一，80年代以后又是惟一在中国设办事处的。我先后两次有机会在纽约福特的档案馆查档案，复印资料更多，而且不止是与中国有关的部分，还得福特档案馆慨然将历年来凡是有多余份数的年度报告相赠，使我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由于种种原因，“福特基金会与中国”一文没有完成，但是由此我对整个美国基金会这一事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现这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其作用和意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理解，从而产生了进一步作深入研究的欲望，遂利用各种机会留意收集有关美国基金会一切方面的资料。除书籍文献外，还利用短期访美的机会先后采访了20家以上的基金会、有关公益事业的研究中心及其负责人和专家。
到2002年，美国全国基金会已有大小5万余家，其中比较重要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约有1000家。基金会活动内容极为广泛，在美国以及全世界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既是政府的补充，又是其对立面；它既是财富高度集中的产物，又代表改良主义思潮，是缓和矛盾、稳定社会和发展教育、科学的有力工具；它还体现了美国特色的价值观。大基金会在国际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近年来与联合国合作是其新的特点。我在上一部著作《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与其他三位作者合著，2000年初版）中，专有一章题为“中介力量——大基金会的作用”，把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改良措施和公众批判并列为美国20世纪渐进改良中的三大力量之一，主要以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三大基金会为例，重点谈其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所起的作用。在撰写这一章的过程中深感这一大题目受篇幅和题材约束，远远不能尽述。遂立意就此题目再写一部专著。其意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更全面的了解；（2） 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加深认识；（3） 美国基金会（不仅是福特基金会）实际上已经与我国各个领域发生密切关系，今后这种关系只会多，不会少，对它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更有必要加强了解；（4） 尽管美国国情与我国极不相同，但在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民间公益事业的呼声正在上升。但是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制，绝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有一些仗义疏财的人慨然解囊，组织起来就能生效。美国基金会是美国特定的土壤和物质、人文条件的产物，百年来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经过多次磨合和有关法律的改革才有今天比较健全的机制，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改进中。对其历史和演变过程作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许对我国这方面的有志者有所帮助，特别是在相关法律建设方面有借鉴的价值。
美国对基金会的研究本身已成为一门学科。其材料无比丰富，就以我贪婪地收集抱回的有限资料，凭个人之力已经难以驾驭。新的情况和材料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写完最后一章时已感到本书的局限性，但不能无限期地补充、修改下去，只能就此杀青。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两大块：第一、第三部论述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现代基金会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对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以及动机和效果的探讨；第二部是各类基金会的实例，共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基金会。其中，把国际活动和与中国的关系单独集中叙述，以便我国读者有更明晰的概念。这部分取舍最费踌躇，现在仍难免挂一漏万，详略不均。关于“与中国关系”部分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美方，少数得到中方印证。这是我多年来在研究各个领域的中外关系中一贯遇到的问题：万里之外的外方的资料档案容易得到，甚至嫌其多，而近在咫尺的中方材料却无门而入，这种不平衡状态只能令人遗憾。
本书题为《散财之道》，是从当前坊间林林总总关于致富之道的书籍得到的启发。基金会的本职是“花钱”，不是赚钱。有钱如何用，怎样使集中起来的财富最大限度地造福社会，这是一门大学问。老卡耐基认为有效地散财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决不亚于、甚至超过经营致富。在我国“先富起来”的阶层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积极的、科学的散财之道也许终将提上日程。读者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是否在我国也可发展起足以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本书将证明，这样一种事物在美国的兴旺发达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的。凡有益的经验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只见其形式和结果，是无法“拿来”的。如果本书能促使对公益事业有兴趣者从根源上进行一些深入思考，已足使作者感到欣慰。
作者在就此课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许多美国基金会敞开的接待、介绍情况和解答问题。这种便利得益于美国的法律：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必须定期作出工作报告，包括财务开支都应随时接受政府和公众的查阅，所以许多材料都是现成的，而且不像外交档案那样需经过一定年限才解密。还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一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基金会感到新鲜，饶有兴趣地与我进行讨论，热心提供书目和意见，包括对许多问题正负两方面的观点，使我得以印证和纠正一些看法。不过我每次在美国停留都不长，一些特殊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前任主任盖思南先生的热心帮助，他为我提供线索、介绍情况、联系走访对象等等。因他的介绍，福特基金会在纽约总部的档案馆、图书馆和秘书人员以及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都对作者提供了无私的、不厌其烦的技术和后勤支援。有一次路过旧金山短暂停留三天，蒙亚洲基金会协助联系西海岸的若干基金会，使作者得以高效率地完成采访任务。在本书撰写的后期又有机会到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凯特林基金会作短期研究，得以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在附近地区作采访。最后，大量的珍贵图片为本书增色不少。这是洛克菲勒、福特、鲁斯、亚洲和凯特林等基金会及其档案馆应作者之请，无偿提供的。在挑选和印寄等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其职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