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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总目提要》，由于目列清晰、介绍简明，为人们了解古代各类著作提供了方便，但馆臣们写的小序和案语，同时也是在古代著作和后世读者之间筑起的一道障壁。因此我总以为，清代文化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扭曲，既不如唐代文化的恢弘博大，也没有宋代文化那样深邃自由，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像明代市民文化生活那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就拿服饰和男女发式而言，清代和唐、宋、明的装束相比，美丑妍媸昭然可见。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唐宋时期传播的多。如果红楼文化仅仅指的是清代文化，我想台视记者的问题不难回答，也可以说不是有无负面影响的问题，而是应不应弘扬传播的问题。
《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其实不那么简单，虽说描写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社会生活，却有长期积淀起来的具有恒定因素的文化成分渗透其中，这些成分不仅属于清朝一时一代，而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物而被作者和读者所感知。古代文字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有《红楼梦》这样丰盈的文化包容量。我们从《红楼梦》里几乎看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可以说尽在其中了。换言之，《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流露的文化精神，很多可以称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这方面的内容，今天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传播。何况曹雪芹的思想中残存有反满情绪，或者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具有“汉族认同感”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和《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两文有专门论述，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3页至第210页，台北联经公司1981年版。，因而在具体描写中，官制历代互用，服饰非满非汉，甚至小姐、丫鬟的脚是小脚还是天足，红学家都深感难辨参见唐德刚的《曹雪芹的文化冲突》一文，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51至第16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及《本书》第272页至第274页。，可见《红楼梦》作者用心之苦，亦可见处在当时历史环境所反映的满汉文化冲突之重。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应该是个说不完的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
但时下人们所提倡并力图加以实施的“红楼文化”，偏重于实用文化和世俗文化方面，所以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前面我曾说有两个《红楼梦》，两种红学。所谓“应用红学”，应该属于那一种？对《红楼梦》反映的文化现象做学术研究，如前所说，是红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应用不应用的问题。但举办《红楼梦》服饰展、摆“红楼宴”、酿《红楼梦》酒、表演《红楼梦》茶艺，就有点应用的味道了。但这是红楼文化的应用，是让古典进入现代生活，不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红学。《红楼梦》八十回之后，有后三十回或后四十回；一百二十回之后，有各种续书。红学研究，有红学与曹学的分别，曹学又分芹学与脂学。历史上，索隐派红学、考证派红学、小说批评派红学，是红学的三大学派。如今红学衰微，“红楼文化”出焉，随之又有“应用红学”之目。莫非应了“礼失，求诸野”那句古语？可是，这种发展前景是曹雪芹和他的古典文学名著的幸还是不幸？是红学的兴旺还是不兴旺？
也许我不过是白居易笔下的“上阳白发人”，当贞元、元和之际仍穿着天宝年间流行的“小头鞋履窄衣裳”，不知时世已换“宽妆束”。但我想学术研究总有别于时装展览，学者无须随时世来转移自己的观念和方法。如果一定认为“应用红学”也是红学，可以用得上《红楼梦》里史大姑娘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之谓也。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再检讨
我在本书初版的时候写过下面一段话：“现在一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毫无拘束地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流梳脉，评短论长，固有豁然贯通之感。即便是索隐派的发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小说批评派的自叹自赏，也不觉为异，反而别有会心。”当时这样说，固然是实情。但如今重新审视，发现这段话似有未安。主要是笔者对红学三派总的来说采取的是比较超越和尽量客观的立场，可是叙论之间，畸轻畸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对红学索隐派，就批评得多了一些，给予了解之同情、发遑心曲则显得不够。
实际上，从胡适之先生开始，就缺乏对红学索隐一派的深谅明察。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我已往在文章中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不妨略作补论。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成句这根“辫子”，大施教诲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教诲到这里，照说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辞费。可是作者意犹未足，叫他的人物继续施教：“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论题开始扩大化，由“女孩儿”转移到了“男人们”身上，内容不再局限于读书，“作诗写字”也包括在内了。
问题是接下去还有让我们更不明白的话。宝钗竟然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就完全超出了宝钗教诲黛玉所应该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语言规定情境。这不是人物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活。“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男人们”，作者“如今”不止是见不到，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听到看到的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男人们”。这样下断语，不能说不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甚至也违背了以“温柔敦厚”著称的《红楼梦》风格。因而我们禁不住要追问，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者这样发狠地骂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读书人”的什么样的品质，更不容易为《红楼梦》的作者所原谅，也就是“读了书倒更坏”？由不得让人想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所揭示的话：“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顾宁人有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又说：“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十三“廉耻”，花山文艺出版社集释本第602至603页，1990年。顾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读书人，可以说和曹雪芹同发一慨。如是，则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学生所说是在“猜笨谜”，而是多少也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呢？
还不止此。《红楼梦》对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这方面的描写、言论甚多，读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见，应无异词。但我有时想，否定倒也罢了，何以态度那样严厉、决绝，连用语都超越常格。贾宝玉把热衷仕途经济、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叫做“国贼禄鬼”，这骂得未免太不留余地了。而且还发明一个新词，称这种人为“禄蠹”。这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极浓烈的詈骂，可以说已经骂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因此我们不禁疑惑，作者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发泄不满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怀疑《红楼梦》作者泰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体，更直接的对象是清朝的笼络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羁縻得一些知识分子“媚于世”而贪求荣宠，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现最具典型性。否则便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骂到这种地步——斥为“禄鬼”，或称作“禄蠹”，已经很有分量了，却还要指为“国贼”，上升到破坏传统社会道德与法的最高一个级次。而且“国贼”之“国”，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明”和“清”的分野问题？可否认为蔡先生提出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从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曹雪芹何以最恶“妾妇之道”
笔者近年颇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于义宁之学的特点偶有会心，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 “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通过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际的失却操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也表示了嘲讽之意。“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