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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很明确——曹家“隶属于满洲旗”，“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
但另外一些研究者不同意周说，如冯其庸原认为曹家原是归附后金的明朝军官，在天命、天聪时原属汉军旗，后归入满洲正白旗冯其庸：《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参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202页至第204页。；李华则说曹家应是正白旗满洲尼堪（汉人），乾隆后“属于内务府包衣拨出者”，有拨入正白旗汉军的可能参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第232页。；朱南铣主张曹家是内务府满洲旗分内的汉姓，是被满族同化了的汉人同上，第282页。，等等。意见相当分歧。所以如此，也与清入关前的八旗制度的复杂性有关，史学界对此也常常搅扰不清。“满洲旗”、“汉军旗”、“包衣旗人”、“满洲旗人”、“包衣汉人”、“包衣满洲人”、“内务府汉姓人”，以及“内满洲”、“内汉军”等等，区分起来，着实不易。曹家到底是汉人还是满族人？研究籍贯也好，旗籍也好，归根结底是要弄清这个问题。
1982年《红楼梦学刊》发表的张书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辨》一文，颇值得注意。该文通过考辨大量史料，得出如下结论：“曹家不仅先世是汉人，而且在被虏入旗并辗转成为皇室家奴之后，仍然被编在包衣汉军佐领之下，属于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一般称为内务府汉军旗人，简称内汉军。”参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第287页至第310页。作者认为，曹家的这种身份，使它处于旗人社会的底层，所谓“内府世仆”、“包衣下贱”，既受着皇室主子的压迫，又为平民旗人所“贱视”；另一方面，他们“原系汉人，并非满人”，在满、蒙、汉三种旗人中等级地位最低。照说他们的满化程度较八旗汉军更深一些，但顺、康以后，恢复乃至发展汉族文化传统的趋势甚为明显，因此清朝开国百年后的曹雪芹，其满化的程度较之他的先辈不是更深了，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张书才的这一观点与周汝昌大相径庭，使曹雪芹的旗籍问题，陷入进一步的聚讼之中。
红学公案—靖本“迷失”
靖应鹃藏抄本《红楼梦》，是现在已知的十二种脂评系统的抄本之一，但也是惟一未能公诸于世的抄本。1959年夏天，南京的毛国瑶从靖应鹃家里看到此书，并与戚序本对照，过录下来一百五十条戚本所没有的批语。其中有的批语为诸本所无，意义十分重大，如第十八回墨笔眉批：“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申（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厓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接下去又有：“大族之败，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批语署年为戊子，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距雪芹甲申之逝只有四年时间，应出自畸笏一干人之手。诚如余英时所析论的那样，此一批语似流露出一种朝代兴亡之感，甚至可以“附会明代的终结”，其价值可想而知。又如第二十二回一条眉批：“前批知者聊（寥）聊（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丁亥夏的批语，又自称“朽物”，自然是畸笏的口吻；而他称脂砚已先他而去，因此脂砚和畸笏当然不是一个人，这对解决脂砚和畸笏是两人还是一人的问题，提供了实证。
由此可见靖藏本的重要。据毛国瑶回忆，该本分十大册装订，每隔四回即有蓝纸封面，并钤有“明远堂”、“拙生藏书”篆文图记。1964年他曾将过录下来的一百五十条批语寄给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家毛国瑶：《靖应鹃藏钞本红楼梦发现的经过》，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周汝昌在香港《文汇报》和《文物》杂志撰文介绍过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载《文物》1973年第2期。，1974年9月始正式刊载于南京师范学院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但靖藏本本身，除毛国瑶外，红学家谁都无缘看到。据说是“迷失”了，而且早在1964年靖家就没有找到这部旧藏。
与此相关的还有“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问题，也是毛国瑶抄给俞平伯的，系靖应鹃在《袁中郎集》中找到的一张残页，内容为：
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
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愿造化主再出一脂一芹，是书有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这条批语，署年为“甲申八月”，甲戌本作“甲午八日”，显然靖本为是，考证雪芹卒年也就不会发生是否记错时间的问题了。但“夕葵书屋《石头记》是否即是靖藏本？又增加了一层疑难。人们真希望已经“迷失”的靖本能够“迷途知返”，重新回到藏主手中，然后公之于众，以有益于红学研究事业。
红学公案—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
其一：四条不解之谜
《红楼梦》研究中，除上述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之外，另有四条不解之谜。
第一条不解之谜是元春判词。《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看到的元春判词是：“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第二、三句不难解释，主要是一、四两句指的是哪一个“二十年来”？“辨”什么“是非”？“虎兔相逢”似暗含干支纪年的意思，那么作者的本意指的是哪一年与哪一年“相逢”？简直索解莫从。续书写元妃薨日在甲寅年十二月十九日，特注明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因而“已交寅年卯月”。显然流于牵强，不足以服人。研究者或云“虎”象征宫廷，“兔”象征元春，虽可聊备一说，终究未得作者本意。也有的根据庚辰本第十四回“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的批语，认为“兔”指一柳姓人，即柳湘莲；又说“榴花”谐音“柳花”等等杨光汉：《论贾元春之死》，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辑。，更属臆测之词。笔者曾推断“虎兔相逢”系暗指康熙和雍正两个政权的交替，因为康熙死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按干支为壬寅即虎年，雍正于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即位，已临近癸卯即兔年。正是雍正继位，使曹家面临政治险境，不久就被抄家没产，这对曹雪芹来说，无异于一场梦幻，所以判词作“大梦归”。当然这也是一种推测，未必尽妥。且“二十年来”，绝非虚笔，如与脂批的“屈指二十年矣”相比照，更觉大有文章。那末元春这一判词究作何解？看来仍是个谜。
第二条不解之谜是《红楼梦曲》中的《好事终》一曲，其中有两句是：“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曲子本身写的是秦可卿，所以首句为“画梁春尽落香尘”。问题是为什么要说“家事消亡首罪宁”？自然也可以解释为，贾家之败，是由于宁国府的子弟更其不堪，但这与书中情节完全吻合吗？须知，“家事消亡”这四个字，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时期有何等分量？作者岂是随便如此措词？正因为如此，才有的研究者认为宁国府的事迹系影射苏州织造李煦一家，新加坡的皮述民即持此说皮述民：《释“造衅开端实在宁”——兼论曹雪芹处理苏州李家素材的原则》，参见《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第227页至第241页。。高阳的《红楼梦断》第一部《秣陵春》，甚至直接写李煦逼媳妇上吊，也是认宁府的事为李家的事了。这些看法在多大的意义上可靠，自然很难说，但都注意到了“家事消亡首罪宁”的不寻常意义则一。这确实是红学中的一件不解之谜。
第三条不解之谜是《红楼梦》第一回“出则既明”之前，交代故事缘起，一下列举出四个书名，而且每一名称都与具体的人相联系，即本来是《石头记》，空空道人改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曹雪芹增删后题为《金陵十二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自己却“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是为什么？空空道人是谁？东鲁孔梅溪又是何人？这些人名和书名之间是什么关系？研究《红楼梦》的人无不想一一究其底理。但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发表不少，达到共识则差得很远，可以说这一连串书名的底理，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第四条不解之谜是明义的二十首《题红楼梦》绝句，似涉及到了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的情节。明义字我斋，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傅恒的二兄傅清之子，大约生于乾隆初年，雪芹逝世时他二十多岁，很可能与曹家有一些关系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卷，第1071页。。《题红楼梦》诗的写作，据周汝昌考证在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四十六年之间，上距雪芹逝世只有五六年到十五六年，而下距程伟元、高鹗刊行百二十回本，则有十至二十年之多。因此，诗里面如果涉及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就是殊可注意之事了。
研究者感到兴趣的是明义题红诗的最后四首，即第十七至二十首，分别为：
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
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