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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58年版。他还说，这样来解释《红楼梦》，实际上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②。批评的措词相当严厉。
李希凡对何其芳的批评没有立即作答，但对何其芳发表的《论阿Q》和《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两文，却提出了质疑，前者在1956年，后者在1959年何其芳的《论阿Q》载于1956年9月的《人民日报》，李希凡的《典型新论质疑》发表在1956年12月号《新港》上；何其芳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李希凡的《对待批评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发表在1959年4月号的《诗刊》。。因此，李、何论争不止在红学一个领域。1964年，何其芳在为《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阿Q的典型问题和诗歌形式问题，系统反驳李希凡的质疑，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第10至第33页，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1965年，李希凡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进一步诘难的文章李希凡：《关于阿Q、典型、共名及其他》，载《新建设》1965年第2期。，两个人的笔墨官司愈演愈烈。1973年，《红楼梦评论集》印行第三版，李希凡在后记和附记中，对何其芳的观点又作了一次总清算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虽主要集中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意义及《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上，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何其芳处于不能答辩的境地，正常的学术讨论已无可能。
本来《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明清之际的思想潮流是什么关系，贾宝玉的身上有没有新的思想的萌芽，纯属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但遗憾的是，李、何论争未能在学术层面上深入探讨，反而因环境气氛的影响使双方在感情上出现了隔阂。
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饮器叫，给黛玉用的叫点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中，释“”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类名，所以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释“”为古代碗类器皿，“点犀”用的是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沈从文：《“”和“点犀”——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载1961年8月6日《光明日报》。，对人文版《红楼梦》的注释提出商榷。他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士绅阶层中，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还要仿照古代铜玉器物，做成各种形态花纹。，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沈从文说“正好相反”，这是就“务实”方面而言，至于“务虚”方面，他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利、虚假，因为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说法。疑是“班包假”的谐音。至于点犀，沈从文说系宋明以来，官僚贵族为斗奢示阔，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间有白线直透到角顶。书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会意，与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沈从文是文学大家，又是古器物专家，他出面从历史、文物、习俗和修辞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注释进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独为训诂，同时也是一篇卓见别具的赏析之作，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涉及对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谈“”和“点犀 ”》在《光明日报》刊出，表示赞同沈从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写这些古怪饮器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他不同意说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红楼梦曲》中的《世难容》一支，充满了悲愤，没有丝毫讥嘲口吻；是续书把妙玉糟蹋了。他说：“我以为，特笔写出给钗、黛二人使用的这两只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还应该从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宝钗用，暗含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与书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正合。而“点犀”，周汝昌说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 ”，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不能采取会意的解法，这与书中描写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还提出，“”应该是古匏器，而不是沈从文所说的明清时代的葫芦器；“”字也没有“高足器”的意思，因为书中明言“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钵。
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是明清器物，与古代器不相干。他说古器和明清仿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还是“杏犀”，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
红学论争—曹雪芹卒年会战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于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都处于守势。
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论争，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人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
第八次论争：吴世昌与伊藤漱平辩论“棠村序文”
《红楼梦》卷首“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以及早期抄本有些回次正文之前的附加文字，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向是有争议的问题。不过许多红学家都倾向认为，这些文字是脂砚斋或其他批书人所写的回前总评，胡适、俞平伯等都是这么看的。196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始提出这些通常被看做回前总评的文字，实际上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随后作者又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中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吴世昌立论的主要依据是甲戌本第一回列举书名一段上面的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研究者一般都主张，“故仍因之，是指《红楼梦》书名演变过程中，曾有过《风月宝鉴》一名，现在为了纪念棠村，就把这一书名保下来了。吴世昌则认为，“睹新怀旧”的“新”，指的是“增删五次”之后的新稿，“旧”是指“旧有《风月宝鉴》之书”，所“因之”的是棠村为旧稿写的序。这一解释诚然与众不同，但支持者寥寥。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家伊藤漱平先生于1962年，在第八号《东京支那学报》上撰写《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头部分的作者的疑问》的专文，向吴世昌提出商榷，仍认定每回正文前的那些附加文字是脂砚斋所写的回前总评，而不赞成关于“棠村序文”的说法。对此，吴世昌先生在1964年第十号《东京支那学报》上发表《论石头记中的棠村序文——答伊藤漱平教授》的文章，一一加以辩驳，坚持己说甚力，且措词尖锐，态度不容置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