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黄瓶冢徊降炝⒘诵∷蹬琅傻暮煅Ч勰睢Ｓ嘤⑹钡摹逗炻ッ蔚牧礁鍪澜纭罚彩且苑治龃蠊墼暗哪谠诮峁刮行模啡稀按蠊墼笆恰逗炻ッ巍分械睦硐胧澜纾匀灰彩亲髡呖嘈木男楣故澜纭辈渭谋颉⒅芾妆唷逗Ｍ夂煅奂返�31页至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对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
宋、余的文章发表后，海外考证派的主将赵冈曾著文进行商榷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坚持大观园就是南京织造署的西花园，但论证带有防御性质，缺乏攻击力量。而余英时的回答则圆转自如，富于论辩性，他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的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我们最多仍只能肯定《红楼梦》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说，而不能说它是曹家真实事迹的小说化。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来很细微，但实质上则极其紧要，因为这里确实涉及了主从的问题。在曹雪芹的创作世界里，他的艺术构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还说：“考证派所发掘出来的曹家历史当然极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背景的认识，然而作者在根据创作上的需要而运用其见闻阅历为原料之际，已赋予这些原料以崭新的艺术内涵，因而在本质上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2至5月号连载，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8页至第80页。这些论断清晰而明确，理论上无懈可击，从《红楼梦》是小说的角度看，在红学观念上占据明显的优势。
被误解的俞平伯的“自传说”
红学三派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冲突，由来已久，来源有自，但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加以总结。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和《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三篇文章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至143页。，可以说是一次最系统的辨析和总结，真正把红学观念和红学方法的冲突上升到理论高度，赋予与红学研究以自觉的意义，为从学理上理解红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对红学的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三派具有奠基意义，那末，余英时的文章则是红学史论的“典范”，对辨析红学三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余英时文章的疏漏之处，是对俞平伯和自传说的关系存在着误解。这主要表现在，他认为俞平伯是自传说的主将，直至 1953年撰写《读红楼梦随笔》，才对“以前持之甚坚的自传说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并加以深切的反省”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8页。。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 1925年1月，即《红楼梦辨》出版后不到两年，俞平伯便提出要对《红楼梦辨》进行“修正”。修正什么？主要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因为这是他研究《红楼梦》的“中心观念”。他说：
我在那本书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4页至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这在当时算得上很深刻的自省，表明了与考证派的红学观念相决绝的态度。当然《红楼梦辨》不同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里面并未忽视作者的文学手腕，甚至还有“《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一类话，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这里。他承认受胡适和顾颉刚考据癖的熏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宁愿从文学观念和书中描写两个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检讨。
就对文学观念的认识，俞平伯提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像一句话。比如怀忆，所忆的虽在昨日，而忆却为今刹那的新生。忆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现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认为冒牌。再讲一句凿方眼的赘语，不似旧者为新；若果似旧，何新之有？以似某为文学的极则，则文学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贴上创造的签封，岂不羞死？”②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页至第7页。又说：“若创造不释为无中生有，而释为经验的重构，则一切文艺皆为创造的。写实的与非写实的区别，只是一个把原经验的轮廓保留得略多，一个少些。就根本上观察，两项作品既同出于经验里，又同非经验的重现，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②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而且是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红楼梦》自不能例外。
结合《红楼梦》的具体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经验映现在作品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不是单纯的回现。比如可以举出三个问题：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俞平伯说对这三个试题，如果在写《红楼梦辨》的时候，肯定要一一指陈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可能那样做，而是会辩证地予以解说，回答变成：
书中每写到宝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现出来，但却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虽实有其人，而宝玉之奇迹只是虚构，无涉于雪芹的本身历史。再申说一句，就是书中人宝玉，固然其构成分子中有许多“雪芹的”，但亦有许多“非雪芹的”。宝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错综，非全体的符合。
（2）描写元妃归省时的排扬气派，是从南巡驻跸曹府中得来的提示。但既没有把某影射某，某家影射某家；故贾家的有妃子，无碍于曹家的没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龙袍的皇帝换上一个穿凤裙的妃子，这是作者的游戏三昧，腐儒何得议之。
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则必要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②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至第9页。
所举虽只三个例证，但俞氏说：“举一以三反，则泛览全书，殆大半已迎刃而解，不烦我的饶舌了。”②
对考证派的主要红学观念——自传说的批评，俞平伯之后，包括1954年那样的大规模的批评，直到1974年余英时撰写的三篇论文，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够说大大超过俞平伯于 1925年自己所做的批评？然而俞平伯犹感意犹未尽，在文章接近结束时进一步反省道；“《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忿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变，如是而已。”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至第9页。对自传说的检讨，最后又落到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上，而且字里行间融会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经验。
以上是1925年1月，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所表达的思想。越五年，即1930年，他为赵肖甫编的《红楼梦讨论集》一书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某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参见《红楼梦研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6页。对自传说的批评又进了一步，且虑及未来的评价，说明已完全与自传说决裂矣。他说胡适和顾颉刚对待《红楼梦》的态度，与索隐派无根本的差别，只是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却不同于胡、顾二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