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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对贾家抄家一事发生兴趣，认为这是贾家一败涂地或贾家中落、大观园悲惨下场的根源。其实，抄家只是一个外来因素，犹如地震、天灾、水灾等一样，带来极大的不幸，虽然令人惋惜，但并不能产生深刻的悲剧感。《红楼梦》的悲剧感，与其说来自抄家，不如说来自大观园理想的幻灭，后者才是基本的，前者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参见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3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如果从对贾家的打击来说，放在清中叶的历史背景下，当然抄家一事非比寻常，读者关注是有道理的；但从艺术创作和美学意义上看问题，大观园的衰败和破灭，确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感，宋淇先生的论断是精辟的，可谓发人所未发。而且他无意中揭示出了《红楼梦》悲剧构成的第三条线索——大观园的兴衰及作者理想的破灭。贾府衰亡和宝、黛、钗爱情及婚姻的悲剧，是另外两条线索，已为许多论者所指出，惟独大观园的兴衰这第三条线索，过去没有人论及，实为宋淇的独家发明，笔者认为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做是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的贡献。夏志清在《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中，也曾注意到大观园的特殊作用，他说这个园子是为元春所建，贾府的孩子们住进去也是元春之命，她要他们能享受她在宫闱中被夺去的那种友情与温暖，因此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做受惊恐的少男少女们的天堂，后来在大观园里拾到了绣春囊，就像蛇进入伊甸园一样，亚当和夏娃不得不由天堂下落到人间，于是大观园迎来了末日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分析与宋淇的看法甚为相合，但宋淇更重视内证，从书中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推导出必然的悲剧结局，立论的说服力更强宋淇后来又撰有《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一文，进一步论述怡红院在大观园的悲剧中的作用，可视作《论大观园》的续篇，载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6期，可参阅。。
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红学观念上直承宋淇的《论大观园》，刊载于1974年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后反响热烈，可以说是七十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红学文章。所谓‘两个世界’，是指理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在书中就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曹雪芹用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来象征两个世界的不同。问题是大观园这个女孩子们聚居的理想世界是否真正干净？余英时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原则上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做一个鲜明的对照。”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7页，台北联经，1981年版。为证实这一点，他具体辨析了第三十一回晴雯和宝玉一起洗澡的情节，指出作者用的是险笔，故弄狡狯，后来宝玉探晴，已由灯姑娘从旁作证，使晴雯在读者面前保持清白。还有绣春囊一事，余英时说这自然是司棋与潘又安所失落，但第七十二回已说明被鸳鸯惊散，两人并未成双，仍未混淆情与淫的界限。宋淇论大观园，侧重于园子内部的兴衰，余英时对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更为注意。他写道：
作者处处要告诉我们，《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他要我们不要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在肮脏的里面出来的，而且，如果全书完成了或完整地保全了下来，我们一定还会知道，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的地方去的。“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整个大观园的归宿。妙玉不是大观园中最有洁癖的人吗？曹雪芹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是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毁这个理想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不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即采取一种确定的方向的。当这种动态关系发展到它的尽头，《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也就升进到最高点了。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0页至第5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
这在对《红楼梦》悲剧意义的理解方面，比宋淇又进了一步。而且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洞悉我国学术考据传统的得失利弊，为了寻找红学研究的突破点，率尔出位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探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这使我们格外看重这篇文章。其他许多论著大都是依据自己的或从别人借用来的美学观念，来批评《红楼梦》，余英时则是从作品本身出发，概括出两个世界的理论的。
1971年9月出版的台湾《幼狮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三期，基本上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专辑该刊此期刊载的文章计有：（一）徐小玲的《从宝玉的觉悟看红楼梦的出世精神》；（二）吕正惠的《甄士隐与贾雨村》；（三）黄美序的《红楼梦的世界性神话》；（四）黄挽华的《宗法社会的畸形面——谈探春母女的冲突》； （五）康来新的《一双感情事件的对比——龄官与贾蔷》；（六）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七）陈秀芳的《曹氏笔下受屈辱的女性》；（八）吴宏一的《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九）严曼丽的《红楼二尤的悲剧情味》；（十）柯庆明的《论红楼梦的喜剧意义》； （十一）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十二）严冬阳的《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问题》；（十三）南海的《一部“人像画廊”作品的再评价——访王文兴先生谈红楼梦》；（十四）高阳的《红楼梦新探质疑》。除最后一篇，其余大都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撰写的论文。，有的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谈艺术结构的安排，有的分析书中的矛盾冲突，有的探讨作者的创作思想，各有所得，足以启发《红楼梦》爱好者的思考。其中尤以康来新的《疏影暗香——香菱气韵的品评》，写得文情并茂，饶有韵致，剖析的是一个人物，看得出作者对全书别有赏会。而童元方的《论红楼梦中的丑角》，把贾珍、贾琏、贾容、贾瑞、薛蟠、邢大舅、李贵、周瑞、林之孝、赖大、来旺、焦大、鲍二、茗烟、兴儿、喜儿、寿儿、周瑞家的、李嬷嬷、刘老老、芳官的干妈、春燕的姨妈和姑妈、赵姨娘、马道婆、王善保家的、晴雯的嫂子、来旺妇、多姑娘、王一贴、张道士、葫芦庙的小僧、傻大姐等，作为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物类型，透视作者如何描写他们，探讨这些角色在书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性格和语言的特征，立论的角度颇别致，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文章结尾处总结说：“这些人物的故事，不论是哪一张脸谱，大部分只有开始，没有发展和结束。有些支离破碎，仿佛布幕一拉开就在那里了，连开始也不明显。他们或许间接表达一些主题，或许不但和主题无关，还被宝玉指明为讨厌的老货，但有一样重要的是他们共同表现了人生的多面。或许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又能发现《红楼梦》的新价值。”见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第36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又按：笔者当年介绍台湾《幼狮月刊》所刊红学论文，重点评述了康来新、童元方两位作者的文章。不意康、童两位后来与我先后相识，且成为好友，倒与我的评述无关。只不过赏析趣味异地而同罢了。世之因缘，大都如此。2005年5月补记。是的，可以肯定地说，对这方面的人物类型加以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小说批评派红学的特点和优势，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整理成果时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小说批评派红学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经历了曲折，但进入八十年代，又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由于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研究者从以往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突破了长期辗转相传的批评模式，自由探讨《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愿望得以实现，所以很快就有大批成果涌现出来。从 1978年至1987年，国内各出版社出版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著，约有三十六种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王国维以来有七十年历史的小说批评派红学论著的总和。为增加读者的实感，下面仅就闻见所及，列一简要书目，以说明近十年小说批评派红学发展的盛况：
一九七八年
《漫说红楼》（张毕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
《红楼梦概说》（蒋和森），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年
《论凤姐》（王朝闻），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艺术论》（徐迟），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问题评论集》（郭豫适），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说梦录》（舒芜），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新论》（刘梦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楼十二论》（张锦池），百花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与金瓶梅》（孙逊、陈诏），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周中明），漓江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三联书店；
《贾府书声》（张毕来），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十讲》（邢治平），中州书画社；
一九八四年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苏鸿昌），重庆出版社；
《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徐扶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扎拉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红楼梦艺术探》（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