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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页）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本的明斋主人总评，说法同诸联，但上面有姜季南的批语：“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统计为：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共得五百十九人。吴新雷的《曹雪芹》则主张：“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个。”（江苏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又香港中文大学潘铭燊所编《红楼梦索引》（龙门书店1983年5月初版），用电脑统计，全书一百二十回，共得人物493人；何锦阶、邢颂恩编写的《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香港集贤社1984年版）则认为：“本书人物实得 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谨录以备考。。莎士比亚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红楼梦》研究也在变成世界性的学问。
对这种状况，有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提出《红楼梦》研究可以成为专学，研究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比如说，为什么不可以有“水浒学”、“三国学”、“西游学”、“金瓶梅学”或“聊斋学”？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能不能名实相符的问题。“水浒学”、“三国学”人们已在叫了，但能否叫得开，最终能不能获得一门学科应有的内容；叫开了，在学科建设上有无科学依据，仍是未知数。应承认，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中国从前有“选学”的说法，那是由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后世影响太大了，唐以后经常把《文选》与儒家经典并列，文士手中必备此书，恰同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汪堃：《寄蜗残赘》云：“《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1页。。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钱锺书先生对一书以名学的剖解，完全出自严谨的学术立场，可谓不刊之论，启示我们治学之道，唯在慎思明辨，而不能逐无实之名，动辄以专学自诩。
一书以名学的缘由
那末，究竟是何种缘由使得《红楼梦》研究能够一书以名学呢？
我认为首要的一点，还是《红楼梦》这部作品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红楼梦》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者经历了一番特殊的经历之后，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写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她的问世，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结，标志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她与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不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带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概括言之，可以说《红楼梦》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曹雪芹熟悉历史，痛切感到清朝的现实政治的腐败，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已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此对贾氏家族诸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府这样的封建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所以《红楼梦》成为古今一大悲剧绝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分，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环境，就虚拟一个，这就是大观园。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就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喜剧，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为中国古典文学作了一个总结，也为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作了一个总结。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包括各种制度，如土地制度、商业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嫡庶制度等，书中都有所涉及。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的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曹雪芹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对封建正统主义思想持决绝的批判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红楼梦》里出现的僧、道、尼姑不少，大都被作者写成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可见曹雪芹对世俗宗教不怀什么好感，但对宗教哲学，特别是宋明以来广为流行的禅学，雪芹似乎兴味颇浓。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可为一例。敦敏《赠芹圃》诗说的“寻诗人去留僧舍”，大约也是指探讨佛教哲学吧，未必说明雪芹笃信宗教。而大段大段地摘引《南华经》原文，从内篇的《人间世》到外篇的《胠箧》，到杂篇的《列御寇》第二十二回写宝玉联想到《南华经》上“山木自寇”的句子，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原文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同回“巧者劳而智者忧”句，语出《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二十一回引录的“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敗窕僦椋〉敛黄穑环俜歧簦衿颖桑晦宥氛酆猓癫徽婚椴刑煜轮シǎ袷伎捎肼垡椤币淮蠖挝淖郑锍觥蹲印ね馄っl箧》。，引录之后又叫人物对景体味，足见曹雪芹对老庄思想的重视。本来么，处于文网密布的封建极权之下的有特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著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在主人公贾宝王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压迫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说《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点也不为过。
《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多样性。从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创造来说，作品中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抒情的语言，包括对话、插话、独白、旁白、议论、回忆、插叙、倒叙、补叙，以及古语、成语、俗语、谚语、暗语，隐语、双关语、歇后语等等，应有尽有。《红楼梦》中隐语、暗语之多，有时令人难以索解。第一回叙宝、黛故事缘起，说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另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脂砚斋在句旁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又说“赤瑕”点红字、玉字。这些地方，作者用的就是隐语。还有多得不胜枚举的人名和地名的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谐“原应叹息”，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大荒山、无稽崖谐荒唐、无稽，十里街谐势利，仁清巷谐人情等等，脂评及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指出。这些地方无疑增加了读者的求索兴味。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更富特色，不仅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且有声音，有色彩，有音乐美，仿佛能够从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独立出来，单独构成欣赏对象。凤姐之为人，劣迹甚多，但她的语言，没有不称道的，连平素惧怕她的丫环们也喜欢听她说笑话。同是运用俗悟、歇后语，黛玉和凤姐迥然有别：一个细，一个粗；一个文，一个野；一个雅，一个俗。“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这类语言，黛玉断说不出，宝钗也说不出。第四十三回宝钗评论凤姐和黛玉：“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惟有颦儿这促狭嘴，她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井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曹雪芹提炼文学语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凤姐的语言也是经过提炼的。至于刻画人物，则对比、烘托、铺垫、渲染、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反面描写、动态描写、静态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样样俱全。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画颇为独到。宝、黛爱情从前世宿因写起，至第三回一见如故，然后因宝钗的到来顿生不虞之隙，口角不断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两人的爱情渐趋成熟。这时，对黛玉的爱情心理有一段细致入微的描写：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