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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用小说批评的方法，作者才可以这样投入进去，进行淋漓尽致的发挥，考证和索隐则不能这样做。当然也由于何其芳是诗人，他以诗心寻求文眼，使他的文字充满感情色彩。他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即爱情的悲剧和叛逆者的悲剧，宝玉是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的集中表现者，黛玉一方面表现为叛逆，一方面又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幸女子的典型，性格上带有强烈的悲哀和愁苦的色彩。宝、黛恋爱的特点是以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为基础，但表达爱情的方式和实际行动，并没有突破封建礼教的限制，还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恋爱的特征，与近代的和现代的恋爱不同，和封建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的恋爱亦有差异。对《红楼梦》思想倾向问题讨论中的市民说，何其芳深表怀疑，认为这是搬用欧洲历史的某些结论来解释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末期，它的黑暗和腐败日益显露，必然要激起广大的人民以及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对，而长期存在的民主性的思想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包括最初是从市民社会生长起来的白话小说的传统，也必然要在这样社会条件下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新的杰出的表现。”何其芳：《论红楼梦》第159至第160页。他说这样解释比市民说要合理些。农民说，何其芳自然也不赞成。他的看法是，《红楼梦》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同上，161页。
关于薛宝钗，何其芳不否认这是一个头脑里充满封建思想的女性形象，但坚决反对历来抑钗派宣传的所谓宝钗奸险、虚伪的观点。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同上，99页。因此在《红楼梦》思想倾向的判断上，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上，何其芳的《论红楼梦》都提出了独立的看法，后来引起红学界不同观点的争议，绝非偶然。对学术探讨来说，一种观点是否正确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引起人们深入一步的思考，可不可以自为一说。
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初版于1959年，1981年增订再版，在五六十年代，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主要是它的细腻的艺术分析和优美的文字拨动了读者的心弦。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我觉得也不能待以冰结的感情或数学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学头脑，应是热烈感情的升华。大哲学家、大理论家都是感情丰富的人，只不过采取逻辑思维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祖国文学遗产，我们不仅要用先进的思想来认识它，还要用热烈的感情来拥抱它。”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3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评论中倾注评论者的热烈情感，带着具体的艺术感受进行阐述，是《红楼梦论稿》的显著特点。
曹雪芹塑造林黛玉的形象，用的是写诗的笔法，蒋和森对此会心独赏。他说：“我们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把风神灵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丽了。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动、多愁善感之中，发散着一种美人香草的韵味和清气逼人的风格。当她翱翔在那种诗情荡漾的生活中时，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有谁把她从生活中的灰暗、琐屑、烦扰里拯救出来，而变得襟怀洒落、鲜活流动起来。”同上，第61页。因此评论者也禁不住要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加以评论了：
林黛玉是生活在一个比朱丽叶还要落后、还要昏暗的时代里。这个时代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停滞了几千年，而且还要延续好长的时候。一直到五四时代，林黛玉的悲剧，几乎还是原封不动地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演。林黛玉的坟墓与子君的坟墓之间，虽然在年代上有一个多世纪的间隔，但在社会发展的里程上却只有几步路的距离。
林黛玉没有冲出大观园，而子君走出了专制家庭，并且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子君多走了的这几步路，以及所说的这几句话，是用了多少的鲜血和多少的历史篇幅才提供出来的啊！——而且，子君仍然没有跳出那一黑暗社会的掌心，最后还是陷于毁灭。
从这里不难看到，林黛玉的反抗声音，是需要透过多么沉重的社会压力才能发出的声音！是的，这个声音，在今天听来不免显得低沉，显得柔弱，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岩层。
不过，从林黛玉的声音里，我们终于可以听出：“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让我们为林黛玉燃起热烈的同情！
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
让我们通过林黛玉懂得祖国的过去，更懂得祖国的今天和将来！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92至93页。
蒋和森的《林黛玉论》，就是在这样热烈地呼唤中结束全文的，难怪很多青年读者为他的文笔所感染，《红楼梦论稿》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收获季节，除上面论及的四部论著，达到一定学术水平，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阐述得比较有深度的好文章外，还有一大批；特别是1962年至1964年，考证派红学围绕曹雪芹卒年的会战形成高潮，小说批评派红学也获得大面积丰收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第四至第八编所收论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上、中、下三卷；下卷所收拙著《红学三十年》一文，对此有具体论述，亦可参考。。只是不知为什么，红学爱好者的兴奋点始终注视着考证派，即使一般人难以侧身其中的雪芹卒年论战，也令红迷们兴会无穷，反而对文字好读的小说批评感受漠然。也许这种情形是由于小说批评的特点造成的——小说批评侧重在艺术感受和艺术理解，而理解和感受因人而异，往往带有个人性质，研究者主观上以为有了新的领悟，在读者和其他研究者，却并不认为有什么新的发现，因此小说批评派红学的遭遇，经常是热中透冷。
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
小说批评的方法亦不只一端，二十世纪以来，小说批评发展为多种流派，如同小说创作一样花样翻新。但在中国，长时期主要是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被普遍采用，《红楼梦》研究尤其如此。就《红楼梦》这个具体对象来说，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是合适的，因为作品所展开的社会面非常广阔，涉及到封建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领域各个方面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渗透出强烈的历史感，离开历史的观点势必无法正确把握和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内容。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文学以外的因素不断侵扰文学，使批评方法发生变异，结果连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也不能坚持。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基本上是美学的批评，给小说批评派红学开了一个好头，但到后来，批评的美学因素已大为减少，只强调历史的批评或社会学的批评。这种情形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更大的变化，不仅美学的因素越来越少，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批评也不再时髦了，代之而兴的是泛政治的批评，即把《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图解，具体核算书中被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全书共有多少条人命，以及贾府的地租收入、月例银两、日常开销、婚丧排场等，凡涉及经济方面的数字，都受到超出文学研究范围的超常关注。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交租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