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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以婚姻者以爱情为结合，爱情既渝，为婚姻自然当离也。于是社会学者，倡为废去婚姻制度之说……以余论之，男女相合之事约可分为四期。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杂媾，无所谓夫妇，此一期也。定以法制，以防淫纵，然野蛮故态，仍未尽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为二期也。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妇狎妓等事，只能以道德相规，不能以法律相绳，此第三期也。为离为合，纯任爱情，此第四期也。以理言之， 自以第四期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纯美，又知以卫生为念，然后可行，否则将复返于榛狂之世矣。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级，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设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绝迹于世，则法制终不可废。故今日为计，仍以一夫一妻制最为合宜。
此一系列观念，我们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可以找到依据，立说既大胆，又平实，放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之感，反证出中国社会发展之缓慢。作者随后又提倡，爱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须“自重其爱情，尤当知重他人之爱情”。因此他联系《红楼梦》的有关描写，认为宝玉的“滥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为根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更多地是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来剖解《红楼梦》，主观注入的思想多，客观分析作品不够。1914年《中华小说界》发表的成之的文章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600至第620页。，在思想上多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遗绪，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主要是解释第五回的一支支《红楼梦曲》，见地虽不乏有，可是又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各“代表主义”，则未免太凿。他们近似于小说批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小说批评。
1920年《小说月报》刊载的署名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5至第29页。，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批评文章。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绪言；二、《红楼梦》主义；三、《红楼梦》在文学上的价值；四、《红楼梦》的人生哲学；五、《红楼梦》人物新评；六、《红楼梦》的缺点。作者首先指出，对《红楼梦》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眼光，有的当言情小说看，有的当哲学小说看，有的当历史掌故小说看，有的当政治小说看。他的目的，是想以批评的态度“重新给他一个价值”。于是他提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包括婚姻问题、纳妾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弄权纳贿问题、作伪问题等等，如看不到这些，便辜负了作书人的一片苦心。而批评社会所使用的方法，则是用客观的态度描写社会的实在情形，即如同明镜一般，“把社会生活，一齐映照出来，令观者彻底感悟”。所以佩之肯定《红楼梦》是一部“极好的写实派小说，别的小说，都赶他不上”；其文学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结构精密、笔墨纯洁、描写人物极细到。他说：“中国小说里，善于描写人物的，莫过于《水浒传》。而《红楼梦》一书，描写人物之能力，实在不在《水浒传》之下。黛玉有黛玉的品性言语，宝钗有宝钗的品性言语，决不会误会的。《水浒传》描摹一百零八个强盗，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各人的品性，便从他的事业里摹拟出来，显露出来。而《红楼梦》所描写的，无非是家常琐碎的事情，要从家常琐碎的事情里，显露出各人的品性，却不容易。”又说：“书中摹写各人的性格，尤以摹拟感情为最擅长。宝玉、黛玉诸人，俱是富于感情的人。书中曲折写出，没有丝毫格格不入的地方。本来感情一物，不比他种，是不可以用言语摹拟的，用文字更是不易。作者却能将至难的地方，一齐传达出来。现在读的人，都觉得宝黛诸人的感情，牢牢印在脑海之中，不易磨灭。作者的魔力，不可谓不大了。西洋小说里面，描写人物极工，若把《红楼梦》里人物，两相比较，《红楼梦》也不在它们之下。”
这些论述，把《红楼梦》和《水浒传》加以比较，又和西洋小说加以比较，是典型的小说批评的写法，赏析之中，透露出逻辑的力量。文章在讲到《红楼梦》的缺点时，认为不该写太虚幻境的几段神话，显然是谬见，也许是过于强调写实的价值所致，于全篇有小小的不谐调，但不影响仍是一篇颇见水平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评论《红楼梦》的文章。
还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佩之的《新评》发表于同一年，载《民心周报》，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的文章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至第14页。；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作者依此“六长”为绳墨，来评估《红楼梦》，结果发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虽行文不无生硬之感，其为小说批评无疑。使用这种方法，容易见出《红楼梦》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发表，小说批评派红学会出现更好的势头。因上述季新、成之、佩之、吴宓的文章，都发表于1921年以前。胡适的《考证》问世后，情形为之一变，人们为胡、蔡论战所吸引，随之而来的是家世问题、本事问题、地点问题的讨论，着眼于文学价值的小说批评，便退居其次了。这种状况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没有多大改观。1925年《清华文艺》发表的《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以后》《清华文艺》第一卷，第2期。，及同年刊载于《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上的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可以说是小说批评，但前者着眼于介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后者亦嫌过于简略，创见不多。比较起来，还是鲁迅1924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中，说的一段话，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甚具启示意义。鲁迅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要言不繁，即使置诸今天，仍不失经典之论。这段话前面一部分，意在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人们常引用；后一部分讲《红楼梦》的影响和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于小说批评尤具理论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批评的不发达，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不为人所重，与中国人看小说的习惯，也有一定关系。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真正更加深入一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文章，有所出现，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两篇论文和两本专著。
两篇论文，一是牟宗三的《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文哲月刊》1935年一卷三期和1936年一卷四期；另一篇是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1948年4月出版的《文讯》杂志刊出。这是两篇典型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全面剖解《红楼梦》的专门论文，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学术价值较高，在红学史上应该有它们的位置，但过去被忽略了。
牟宗三的文章，一开始即提出，无论索隐派红学还是考证派红学，都不能实现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与批评。索隐的结果，失掉了鉴赏文学的本旨；胡适的考证虽比较合理，与文学批评也不能同日而语。他说胡适对付的是红学家的索隐，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态度，必须不离开作品本身。但同是文学批评，仍存在区别。有的作者只是歌咏赞叹《红楼梦》的描写技术，对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见地和支持本书的思想主干，却少有谈及。这样的批评，牟宗三认为还只是梢末文章，若纯注意这些方面，流弊所及，容易变成八股式的文学批评法。鉴于此，他的文章着重分析《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以便从中发现人生见地和支持作品的思想主干。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所说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类是间气所钟的，宝玉、黛玉即是此种人物。牟宗三提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也就是这第三种人的怪僻性格之不被人了解与同情使然。”参阅《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页。他具体分析道：
《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工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