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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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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具体寻求影射,实际上肢解了《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包括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确切的地方,就其对《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发掘来说,总是一种扩展和深入。这在盛赞《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风气之下,也不失为有勇气的表现呢。可惜索隐派在方法论上犯了错误,把由于读书心得间捕捉到的点,扩大成为面,把局部当作整体,把索隐变成猜谜,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我们从索隐派红学论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隐者的想象,他们凭借立论的最初的某些会心的发现反而被冲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长期以来,红学索隐著作在读者中难得有更大的市场,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由一点就可以看到索隐失去规定性、走向扩大化和琐细化的不良后果,即书中的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索隐者可以指认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对象。如宝钗,蔡元培说影射高江村,王梦阮说影射陈圆圆,邓狂言说影射王鸿绪,寿鹏飞说影射雍正,杜世杰说影射洪承畴,赵同说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认为影射朱竹垞,王梦阮认为指董小宛,邓狂言认为指方苞,寿鹏飞认为指太子胤礽,赵同认为是曹。几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隐者眼里,都有不同的影射对象。仅就这一点而言,索隐的可靠性便大可怀疑了。因为依照各家的索隐逻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隐对象。结果是,适合一切的判断,判断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早期索隐的始于猜测、止于猜测,不做过多论证,只是作为读《红楼梦》之一得,聊供解颐谈助,纵使不对,也不至于深陷泥淖,不可自拔,于己于人并无害处。索隐而成为派,反而害了索隐。如同钱静方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26页。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不时地为人们所运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评点派与小说批评
  
  小说批评派红学缘自何时?这要看对红学的小说批评如何解。如果认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红楼梦》所作的批语就是小说批评,那么小说批评派红学在《红楼梦》创作过程中即已产生。许多研究者持的都是此一看法。原因是把小说评点和小说批评简单地混为一谈了。我觉得这两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有必要在概念上略加界说。
  小说评点发端于明代中期,李卓吾、叶昼是最初的代表人物;到明末清初,由金圣叹集其大成,随后又有毛宗岗、张竹坡,评家迭出,使《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因评点而影响更著。脂砚斋,畸笏叟批《红楼梦》,承继的就是李卓吾、金圣叹评《水浒》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李、金在已经流传的著作上加批,脂砚斋当作者写作之时,便一面整理、抄写,一面加以评点,批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创作。
  脂批的价值自不可低估。有关《红楼梦》创作的许多情形,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生活依据,脂批里多有线索可寻。解开脂砚斋之谜,对解开《红楼梦》之谜大有帮助。在艺术理解上,脂批亦不乏独到见解。如第十九回评贾宝玉的一段话:“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着。”这段经常被研究者称引的批语,见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第十九回,实际上概括出了文学典型的一些特征:似曾相识,却没有见过;虽未见过,仍感到栩栩如生;既可解,又不可解。这就是艺术典型——熟识的陌生人。
  脂砚斋的感受包含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基本规律在内,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脂批中像这样进入理性层次的阐发并不是很多,最常见的还是随感而发的感受性批评,其中一部分针对作品的人物、情节、语言,为行文章法和人物描写称奇道妙,一部分则是触景生情,借题发挥,抒写批者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喟。后者如第一回癞头和尚指着甄士隐口赋一诗:“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脂砚斋在诗的首句旁批道:“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同回写甄士隐遭火灾后投奔岳家,封肃“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脂批于此处写道:“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风俗如是也。”这类批语在今存各早期抄本中,保留不少,平心而论,是不能算作正式的小说批评的。更不要说,还有不少纯属调侃性质的批语,如称赞晴雯“好腰”、“好肩”;宝钗拧了黛玉一把,脂批说“我也欲拧”;凤姐讲笑话,脂批说“余也要细听”等等。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观点看,脂砚斋、畸笏叟几位批家远逊于金圣叹的批《水浒》,在小说评点派中算不得上乘。研究者宁愿更重视脂批中透露的关于作者生平和成书过程的材料,对脂批的美学价值一般不给予过高的评价。
  倒是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之后,随着在社会上影响增大,致力于评点《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附有铭东屏致张新之的信,其中有“《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的话,可证。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估计,至清末当更多,参见一粟编《红楼梦书录》第37至第74页。,先后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评家,其中以“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三家的评注在社会上流传最广。这三家可以说各有所长:王评对书中情节发展的层次结构缕析得较细密,抓住了人物和事件的主从关系王评本的书前总评有一段写道:“《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对书中人物的主次定位,大致不误,有助于读者理解全书。;张评视《红楼梦》为“演性理之书”固是附会,但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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