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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在书中的身份相当于董小宛，前面已经说过，王、沈持此说甚力，邓狂言对此极表赞同，只不过邓氏有进一步的发挥。发挥之一，认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理由是方苞字灵皋，而灵皋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方苞的父亲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强烈，方苞自己也因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过序而受株连，在刑部大牢里关押一年有余。康熙欣赏他的文名，获释后成为宫廷的文学侍从，后来又任武英殿总裁、翰林院侍讲及礼部侍郎等职，七十五岁告老还乡，活了八十二岁。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经历有哪些共同之处。但邓狂言说，方苞下狱后改变初衷，到清廷做官，“书中与之比拟者，实至密切”。例证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静王赠给宝玉的鹊鸽香串掷还不取，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据说就是指方苞不为果亲王所容的史实。邓氏写道：“亦即作者痛骂灵皋，谓其不宜变其种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图富贵者也。”分明是黛玉骂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灵皋，不是方灵皋在骂别人吗？怎么变成作者“痛骂灵皋”呢？如此索隐实难成立。又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京，系贾母“致意务去”，邓狂言说这和方苞成为礼部侍郎一样，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写出专制君主只顾自己要人，不顾他人不愿情事”。按书中交代，黛玉的“不忍弃父而往”，不过是人情之常态，当林如海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黛玉听如此说，便洒泪拜别了。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么相类之点？何况邓狂言认为林如海与黛玉话别一番话，是冒辟疆说给董小宛的“伤心之辞”，更说明与方苞无涉。
邓狂言的发挥之二，是说林黛玉不仅指董小宛，“混之以方苞”，还同时影射乾隆的元配嫡后富察氏。如果说黛玉指董小宛，邓狂言循王、沈的思路，还能附会出一些情节和例证，那末影射富察后的说法，连附会的例证也绝少提得出来。据《东华录》及一些野史记载，乾隆元配富察氏死于南巡的路上德州，死因不明，甚至有为尼的传说，和黛玉的经历迥不相侔。富察氏死后，乾隆的挽诗有句云：“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也不像黛玉在贾府的处境。到了第三十二回，邓狂言才发现了一个例证，即宝玉诉肺腑，告诉黛玉“放心”。他说：“富察氏与乾隆原当有密议那拉后专宠夺嫡之事，放心不放心之说，一毫都不矛盾。帝后本非怨偶，自然与宫妃不同。”那拉后是乾隆的第二后，富察氏死后所立，结局是被废为尼，“夺嫡之事”从何说起？“密议”云云，纯系猜测之辞，不足为据。所以邓狂言在做了上述索隐之后，自我解嘲地说：“小说之事迹，亦不必太拘，明眼人分别观之可也。”这是说，读者可以不必相信他的结论，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不能自圆其说。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的索隐最杂乱无章。邓氏写道：
元春之取义最远，亦最曲。作者既取贾府为帝室，则帝室之上如何着笔？乃从女娲化出一元妃，即天女发祥之义也，谓称天以临之。而又取义于天数，称无道之天，以临之也。书中兼言明事，而时以元妃指熹宗。张后定策立崇祯，其意亦可通，然实则以指崇祯，言帝死而国亡，乃生出迎春、探春、惜春三妹，为前后三藩写也。三桂特重出，以其事迹太多故。迎春为二木头，福王昏愚之象，而又对写一孙家，以董妃表示之也。探春写唐王，才也，而又兼表以郑成功。惜春写桂王， 出家后出走云南，兼表一李定国之坚贞，蒙难死猛腊也。故三春与宝玉平等。迎春表三桂，亦愚之也，兼表一吴应熊。探春表耿氏也，海疆之郑氏交涉也。惜春表尚氏可喜之为于所幽，亦出家象也。其在曹氏心中，则迎春表准部降王达瓦齐之尚主也，探春表蒙古超勇亲王额附策凌也，惜春表和种子绅额殷德之尚主者也。大都书中如此等之布置，确有定义，而因事出入者，不在此例。
这段索隐文字不算很多，牵涉的人物和史实甚纷繁，从清朝的发祥到康熙期时的三藩之乱，从明熹宗到乾隆，时间跨越几百年，历史人物胪列有十七人之多，每个人都与贾府的四位小姐有瓜葛，至于何以如此的缘故，邓狂言却秘而不宣，不肯告诉我们。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提出观点，不具材料。
贾家的迎、探、惜三位小姐为什么是指三藩？除了“三”这个数字可以附会，其他的理由实难举出。清初的三藩，一为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二是平南王尚可喜，据广东；三是靖南王耿仲明的儿子耿继茂和孙子耿精忠，据福建。三处重镇，各据一方，握兵赋大权，隐如敌国。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因与儿子之信矛盾激化，请求回辽东养老，于是朝廷决定撤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相继举兵，是为三藩之乱，至康熙二十年始平定。清初的这段史实与贾家三春无任何瓜葛，想附会也附会不上。“惜春表尚氏可喜之为子所幽，亦出家象也。”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按史载，尚可喜的儿子之信握兵权，酗酒嗜杀，可喜为其所制，怕自身难保，遂请归老。何宋惜春式的“出家之象”？尚氏非但没“出家”，反而是要“回家”，“探春表耿氏”，完全论而无据。至第一百零二回，邓狂言转而认为：“若以鄙人论之，则在清廷之探春，实以耿精忠所尚之肃王格格为主体。”就是说，探春又不“表耿氏”了，“表”的是耿氏的夫人，所以随之引出一段肃王格格下嫁降将之子的史实。因为是下嫁，带有“为国和亲”性质，这才有第一百零二回探春向宝玉说“纲常大体”的话。不过洞悉“纲常大体”者还有人在，不独肃王格格如是，所以邓狂言说：“唐王抗节不屈，‘纲常大体’四字，卓然无愧；而成功之报父两书，对于‘纲常大体’上，变而不失其正。”因此之故，探春又兼写唐王与郑成功。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探春是写岳飞或者文天祥，因为“纲常大体”四个字，岳飞和文天祥肯定当之无愧。邓狂言的索隐已走上魔道了。至于说迎春代表福王，又代表吴三桂及其子吴应熊，历史上更无着落。然而也无须多虑，邓狂言早已声明过了：“因事出入者，不在此例。”自己预占了地方，还有什么好说的？听凭他随意附会好了。
邓狂言认为《红楼梦》中有关吴三桂的事迹颇多，因此常常重复出现。除了贾家迎、探、惜三春指吴三桂，迎春表吴三桂，薛蟠、夏金桂也都指吴三挂。例如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邓狂言说写的就是吴三桂与李自成的正面交涉。请看下面的妙文：
此回正写三桂与李自成之交涉，而并及松山之败者也。盖松山之役，其父吴襄溃走，三桂当在行间。宁远之功，未必征实，圆圆一至，迟迟出部，比之调情允矣……然其势不振，经闯兵痛击之后，父死家亡，爱妄属人，末路穷途，铤而走险。所谓一打便倒，再打、三打者，意即指此。喊“好兄弟”，便是三桂称闯军为贼之意；继之以“好哥哥”，便是三桂称闯军好狠之意；然而曰“好老爷”，直是顿首称臣于贼矣。肮脏东西吃了又吐出了，是称臣之后又改图降清。吐出来又叫他吃，是降清又复叛清。贾珍“命贾蓉带小厮们寻踪问迹的”情况，便是多尔衮得三桂借兵之书，许即进兵，遂统帅入关之代名词。“龙王爷”，顺治也；“招驸马”，其子应熊尚主也；“碰到龙椅上去”，封王也，称帝也。皆肮脏东西也，字字不空。
邓狂言的确做到了“字字不空”，连错字都做了索隐，可谓涓滴无遗。贾蓉嘲讽薛蟠的一段话，庚辰本等早期抄本都作：“薛大叔天天调情，今儿调到苇子坑里来了。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要你招驸马去，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邓氏一再加以索隐的“龙椅”的“椅”字，实即“犄”字之误。因此什么“封王”、“和帝”云云，就没有着落了。柳湘莲喝命薛蟠将呕吐的秽物吃进去，吃了又吐，就是吴三桂向李白成称臣之后又降清，然后又叛清。如此索隐，还要我们说什么呢？而与薛蟠“交涉”的柳湘莲自然应该是李自成才对，然而邓狂言认为不是，他写道：“顾打之者为何人？则作者又斟酌而出之，盖颠覆明社、屈抑三桂，非李自成力所能及也。以意度之，当此者其惟李岩乎？”前后自相矛盾若是，《红楼梦释真》的“以意度之”的索隐可见一斑。
《红楼梦释真》的索隐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对书中的所有人物都一一加以指称，连次要人物、微不足道的穿插性人物也不放过。当然越是这样，越陷入痴人说梦，以为一切都可以找到着落，反而一切都无着落。就文笔而论，邓狂言自不能与蔡元培相比，与王、沈的索隐相较，也相形见绌。偶尔有警人之处，是邓氏借题发挥、指陈时弊的一些段落，看得出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民族感情极强烈的人。如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邓氏忽然悟出，这实际上是写“官场百般丑态”，目的是揭露“假青天”。他分析说：
书中初遇凤姐一段文字，即私见上官秘诀，巧笑乞怜之态度也。其再见凤姐云云，不是见一个爱一个，即输情上官，誓为走狗，绝不变心之说词。而上官之笼络欺哄之者，亦与凤姐所说全无以异。凡长官之私人，随时进见，无不可以作如是观者也。发下宏愿大誓，甘为私人，夫亦无所不用其极。俨然长官之威严，而忽得一颦一笑，安得不作以下如此丑语。而长官之术尤工巧，则曰：“汝比某某还好，某某不知近日如何办事，糊涂。”下官之得此佳（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