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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在红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复以层层障幕掩盖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红学观。他说：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种曲笔，唯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
《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是确实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不愧有识之见。他指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蔡氏索隐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书中反满思想的揭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阐证本事。
蔡先生说：“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徐柳泉的说法流传甚广，除《郎潜纪闻》所记，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也有转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第40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面介绍明珠家事说时，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观点显然是从中受到了启发，不过他未取明珠家世说，而是使寓意更加扩大，扩大为整个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乘光舍笔记》作者阙名，其中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写道：
《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书，宝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见也。盖汉字之偏旁为水，故知书中之女人皆指汉人，而明季及国初人多称满人为达达，达（指繁写的逹——笔者）之起笔为土，故知书中男人皆指满人。由此分析，全书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412页。
这则记载，1915年出版的《红楼梦名家题咏》曾加以引录，可见认为《红楼梦》是写满汉关系的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特点，是把这种观点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认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红楼梦》的“本事”，同时也是全书的主题。他还对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依此三法，推求出林黛玉影射朱竹垞、薛宝钗影射高江村、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刘老老影射汤潜庵，宝玉则是康熙的皇太子胤礽。《石头记索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引证史料，对比《红楼梦》中有关情节，推求这几个人物是如何影射的。以蔡氏的渊博和严谨，所引史料应承认是可靠的，具体推求，也不乏学术的严肃性，同为索隐，终究有一种特异的学术味道，吸引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
但蔡著之失，一是将“本事”与主题思想混为一谈，二是具体索隐求之过深，未能逃脱比附的歧途。如说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因黛玉名绛珠，这是影射朱竹垞的姓；黛玉居潇湘馆，院中多竹，是影射朱竹垞的号。这用的就是“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朱竹垞走到哪里必带《十三经》、《二十一史》，在京华仍有插架书，不废著述；林黛玉奔父丧后也带了许多书籍来，刘老老因而把潇湘馆误认做“哥儿的书房”。这就是所谓“品性相类者”。朱竹垞与陈其年曾合刻《朱陈村词》，而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联过句，便成为“轶事有征者”。不过如此推求，读者在佩服索隐者的好学深思的同时，也会感到困惑，不敢相信结论一定可靠。又如说探春影射徐健庵，因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所以探春称三姑娘。徐乾学曾以第三名及第，称探花，和探春的名字也有相类处。徐乾学喜爱文士，荐举过许多人才，探春虽无此表现，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探春嘱宝玉说：“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串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又说，“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真竹子挖根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蔡元培认为，这些描写表现的就是徐乾学“延揽文士之故事”。不知这依据的是索隐的哪一种方法，哪一条原则？“轶事有征者”？徐乾学“延揽文士”诚然可以看做他的一桩“轶事”，但这与探春的喜爱“轻巧玩意儿”如何“征”在一起？不免令人费解。《石头记索隐》对宝钗影射高江村、湘云影射陈其年、妙玉影射姜西溟、宝琴影射冒辟疆、凤姐影射余国柱、刘老老影射汤潜庵等的推求，亦大率如此，参证之史事容或有别，具体推求的方法无大不同。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曾尖锐批评蔡元培对王熙凤和余国柱“姓名相关”的索隐方法。蔡元培说：“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王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并注明“楷书王、玉同式”。胡适写道：“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的谜，可不是笨谜吗？”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页。批评得是很有道理的。但“笨谜”一词，又言之过重了，因为蔡先生对《红楼梦》的反满思想毕竟有所发现。又比如《红楼梦》里屡称凤姐不识字，蔡元培也视为证据，认为余国柱不是文学家，“故以不识字形容之”。其实，余国柱是顺治九年的进士，无论如何不能用“不识字”来形容，如果说这也是在影射，只能说明《石头记索隐》未能避免自相矛盾，不能圆解其说。蔡元培还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府代表“伪朝”，贾政是伪朝的吏部、贾敷和贾敬是伪朝的教育、贾赦是伪朝的刑部、贾琏为户部、李纨为礼部，只缺兵部和工部没有着落，否则就六部俱全了。至于如此索隐的理由，则显得不够充分，如不了解蔡先生的初衷，很容易认为是望文生义。何况说贾赦代表伪朝的刑部，是因为贾赦的妻子姓邢，与刑同音，儿媳妇姓尤，表示“罪尤”；贾琏称琏二爷，户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贾琏就是户部，李纨代表礼部，是因为“李、礼同音”。这与《石头记索隐》自定的索隐三原则也有所迁违。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37页。就出发点来说，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说不审慎，因此他所说的自属真诚，有些猜想，亦不无会心处；但因具体方法在求一一套实，结论固多误，就整体而言，又不好以审慎目之。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视《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的价值，揭示出书中的反满思想不必说了，应当承认有一些具体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认为元妃省亲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这样看的，观点可以成立。即便是薛宝琴作的《蒲东寺怀古》诗：“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蔡氏认为诗中“似以形容明室遗臣强颜事清之状”，’虽不一定指实，作为一说，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不影射。
《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这是《石头记索隐》的可取之处；甚至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定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汉人唾余”，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石头记索隐》的失误，主要是征引指实得太具体，致使结论不易立足，湮没了许多好见解。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对《红楼梦》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蔡元培的红学见解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继王、沈和蔡元培之后的又一部红学索隐专著，全书四册，约二十七万字，1919年9月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因为没有附《红楼梦》原文，总体篇幅比蔡著《石头记索隐》及王、沈的《红楼梦索隐》要大得多，观点发挥得比较充分，引证丰富，在索隐派红学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红楼梦释真》的基本立论，与王、沈及蔡元培的观点大体相同，即认为《红楼梦》是反映种族思想的书，作者是种族家，因而书中紧要人物无不与种族有关系。比如《红楼梦》卷首有“此开卷第一回也”字样，邓狂言便发挥说：“必曰第一回者，即所谓开宗明义，即所谓此是人间第一日，当言人间第一事者也。开宗明义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种族也。便是宣布全书发生之源头，而因以尽其尾者也。”站在封建宗法观念的角度，把孝当作人间第一事，应属可以理解，但说种族也是人间第一事，就牵强了。何况小说的分回，主要是出于艺术结构上的需要，与人间第几事无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