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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泱泱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一册，第6至第7页，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
总而言之，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与董小宛恋爱的故事，这是《红楼梦索隐》一书立论的全部基础。可惜，关于清世祖到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传闻和间接推测，从来没有直接证据。史家所谓的清初三大疑案：太后下嫁、世祖出家、雍正夺嫡，尤以世祖出家的材料依据最薄弱。把没有直接证据的传闻作为立论基础，不管故事编织得如何周详，也缺乏可靠性。至于被顺治皇帝封为贵妃的董鄂氏，为什么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更是无任何真实依据的历史传闻。孟森在《董小宛考》一文里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68至第194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以确切的史料考定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死于清顺治八年，活了二十八岁。而世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比小宛小十四岁。当小宛“长逝”时，世祖不过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两个人“年长以倍”，不可能发生如传说中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何况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记小宛与巢民的情事甚详，明载小宛于顺治辛卯年正月初二日“长逝”，哪里还会有被豫王掠入宫中的事情？小宛死后即葬在影梅庵中，所以冒巢民才作《影梅庵忆语》，同巢民相契的文友的诗作中也多有佐证详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86至第188页所引陈其年、吴园次、龚芝麓诸人诗文。。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三派之一的王、沈发动攻击，使用的就是孟森的考证材料。后来，孟森先生还著有《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两万余言，广引博征，丝丝入扣，彻底揭穿了顺治去五台山出家的妄说。其中有几处关键性的致疑点，孟森一一加以考辨，使之无以立足。
第一，史载清世祖崩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而《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据传说，认为“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到底何者为是？对此，孟森引《玉林国师年谱》的明文：“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选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则世祖崩殂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历历可考，毋庸置疑。王文靖是代世祖起草遗诏的汉大臣，他在自撰年谱中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不仅载明世祖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而且说明系出天花死的。此外，孟森又引录张宸写的记载世祖崩殂情形的一篇杂记，其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辛丑正月，世祖皇帝殡天。”当时曾“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证明世祖患的是痘疾。
第二，所谓世祖的遗诏是驾临五台山后，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因而“语语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对这种说法，孟森让起草遗诏的汉大臣王文靖站出来讲话，证明遗诏是世祖崩殂的前一天，即正月初六日所写，“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是奏知皇太后以后宣示的，因此不排除有皇太后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臣的意思掺入。诚如孟森所剖解：“以太后为枢纽，而四辅臣之将顺寄亲，敷衍满族，与宗亲满族之自争利益，皆在此遗诏中决之。故知王熙之撰诏，大半为太后辅臣之指，不言温树，情势宜然。”这应该是遗诏胪列罪己各款的真正原因。
第三，关于吴梅村所作《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历来被视作世祖出家的重要旁证，孟森先生一一重新加以笺释，说明此四首诗写的是董鄂氏死后，准备在五台山建道场的事，与世祖出家无涉。特别第三首，其中的四句写道：“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明白暗示世祖未及动身，即已崩殂。吴诗约写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在世祖遗诏颁布之后，铺陈瑰丽，情致绵绵，但纪事不应有二解。
第四，孟森先生考定，世祖之皇贵妃董鄂氏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氏系内大臣鄂硕女，十八岁入宫，顺治十三年八月册封为贤妃，同年十二月晋为皇贵妃，深受世祖宠爱。董鄂妃死后，世祖悲痛至极，也是事实。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所切之董，即此董鄂妃，绝非江南名妓董小宛。而且，世祖崩殂后，另有一位董鄂氏“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247至第278页。，孟森先生考出，这是董鄂贞妃。还有一位宁懿妃，也出自董鄂氏。由此可见，将世祖之妃董鄂氏附会为董小宛，纯属无稽之谈。
历史上既然并没有清世祖与董小宛恋爱并出家的事实，那么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便崩塌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略加考察，看王、沈是怎样具体进行索隐的，以便从观点和方法上总结是非得失，给该派红学以客观的历史的评价。
《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是敷演情僧即清世祖的故事，书中以宝玉况情僧，以黛玉况董妃，因而不得不费尽心思地去搜寻两者的“关合之处”：
如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也。
这说的是数字方面的“关合之处”。此外还有性情的“关合”，如：
宝玉不读书而文采甚茂，是圣人天禀聪明处；世祖优于文学，与宝玉正同。宝玉一生，儿女情深，不喜谈家国正事，大有不重江山重美人之意。处处为情僧张本。
如果这些地方就算“关合之处”，《红楼梦索隐》所举例证未免太少了，我们还可以替他们多补充一些。但例证再多，能说明什么呢？不是同样可以举出比这更多的不相“关合”的例证吗？比如宝玉喜欢吃胭脂，世祖未必喜欢；宝玉骂“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蠢”，世祖并没有这样骂过；宝玉平时“毁僧谤道”，世祖延高僧入禁中，极为好佛；宝玉崇尚一种平等的思想，待人接物很随便，世祖则不能不摆出皇帝的架子；宝玉给芳官起名为“耶律雄奴”，并说这是“犬戎名姓”，世祖无论如何不会这样糟蹋自己的祖宗，如此等等。借用王、沈的话说，《红楼梦》里这类世祖与宝玉不相“关合”的例证甚多，“分见各卷，不复详举”。我们采用这种反证法，足可以证明《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和具体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尤其荒唐的是，因为宝玉的伯父是贾赦，贾赦的夫人是邢夫人，宝玉的父亲是贾政，贾政的夫人为王夫人，于是《红楼梦索隐》的作者便由此四人的名姓中抽出赦、邢、政、王四字，说这是“直言摄行政王”的事。清初，多尔衮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不久又称“皇父摄政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53至第354页。。叔也好，父也好，这和宝玉与贾赦、贾政的关系，实在无任何“关合之处”。况且贾赦是宝玉的伯父，尤不相关。这些地方，完全暴露出王、沈索隐的牵强附会的实质。
关于黛玉与董小宛的所谓“关合处”，《红楼梦索隐》胪列的例证更多，然而仍不堪一驳。如说：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巡盐御史即为盐官，二字谜语趣甚（书中用谜语者甚多）。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谑矣。不特此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种，故黛玉爱葬花；小宛能烹调，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饮不饮，故黛玉最不能饮；小宛爱闻异香，故黛玉雅爱焚香；小宛熟读楚词，故黛玉好拟乐府；小宛爱义山集，故黛玉熟玉溪诗；小宛有奁艳集之编，故黛玉有五美吟之作；小宛行动不离书史，故黛玉卧室有若书房。且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潇湘妃子之义，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不然闺人断无以妃自名名人者，盖有本也。况小宛实为贵妃，故黛玉不但有妃子之称，且现妃子之服。又小宛著西洋褪红衫，人惊绝艳，故潇湘窗帧，独言茜纱，有意关合处也。
如果说前面所举清世祖和贾宝玉的一些例证，还勉强可以从数字和性情上找到某种“关合”的话，那末黛玉和董小宛的这些倒证，许多恰好是不相“关合”的。一个名白，一个名黛，就可以附会为“粉白黛绿之意”；依此，《红楼梦》中的小红，不是也可以与小宛“关合”，构成红白相间吗？琬，去掉了玉旁，写作宛，便是与林黛玉“平分各半之意”，那么《红楼梦》中具备“平分”条件的何止一个黛玉？小红即红玉，不是同样可以“平分”吗？小宛二十七岁入宫，黛玉进贾府时十三岁。错了——黛玉进贾府时年仅七岁参阅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