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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家事说的广为流传，还和乾隆帝对《红楼梦》的看法有一定关系。据《能静居笔记》的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宋翔凤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猿噬希徊恢浮８呙碓亩恢唬骸烁俏髦榧沂乱病！保渭逗炻ッ尉怼返�378页。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确定。如果可靠，乾隆的这一看法也不见得是自己的创见，不排除事先对明珠家事说已有耳闻。不管是哪种情况吧，皇帝的判断总非等闲之事，流传出去，引起盲从，扩大影响，完全可能。即使是误传，影响照样存在。持否定态度的不是没有，如李慈铭即认为明珠家事说“按之事迹，皆不相合”。参见《红楼梦卷》第374页。谢锡勋在《红楼梦分咏绝句题词》中也说：“裘马翩翩浊世姿，纳兰情事半传疑。”参见《红楼梦卷》第403页。不过在时间上，这已是后来的事情了。早一些的，如前引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是在否定了“为纳兰太傅而作”之后，提出的张侯家事说。只是比较起来，早期索隐派中还是以明珠家事说影响最大。
早期索隐派的特点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张侯家事说和明珠家事说记载最详尽，但也只是提出《红楼梦》中哪个人物影射张侯家或明珠家某一个人，理由揭示得很不充分，甚至只提出观点，不做任何说明。开始传说的时间，大约在乾隆末年左右，当时附有程、高补作的百二十回本已问世，《红楼梦》流传范围扩大，对这部书的本事和宗旨自然会有各种说法。把这些说法进一步加以引申，形诸更多的文字记载，是清末民初索隐派真正盛行的时候。所以，严格地说，以耳食之谈为其特征的早期索隐，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红学派别，我们称它为早期索隐派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研究红学索隐派，必须从清末民初几位索隐大家谈起。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一：明珠家事说
清末民初索隐派盛行之时，明珠家事说仍具有影响力，因此被胡适列为晚清索隐三派之一。王国维反对一一去坐实书中人物，认为艺术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如“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②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第五章“余论”部分。，对艺术的本性的认识就会失之肤浅。只是，明珠家事说他认为还是有所本的，至少纳兰公子的《饮水集》与《红楼梦》在文字上稍有关系②。当然，从根本上他不赞成这种比附。连主张用近代的美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王静庵先生都如是说，可见明珠家事说影响之大。
但此派的弱点是，自最初传闻到后来，始终只有零星记载，没有人加以系统化，比之新兴起的另外两大派别——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和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显得后力不接，相形见绌。钱静方的《红楼梦考》虽提出“《红楼》一书，写美人实写名士，特化雄为雌”参见《红楼梦卷》第324至第325页。的观点，以及认为林黛玉是影射纳兰成德的“德配”，《葬花辞》脱胎于容若的《饮水词》等等，似乎为该说增添了一些内容，但总的还是一种引申和推演，而且是未经论证的引申与推演，于此说的漏洞无任何弥补，反而增添了新的漏洞。如同胡适所批驳的：“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女一子。卢氏早死，故《饮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胡适：《红楼梦考证》，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这批驳得相当有力量，钱氏只能无言以对。至于“写美人实写名士”的说法，钱氏自己也颇感游移，写道：“前清康熙帝为右文之主，一时渡江名士辐辏辇下，或以经术著，或以文才显，或以理学称，其遗闻轶事往往散见于各家记载。使按图而索骥焉，号金钗之列，上中下三册多至三十六人，亦不难一一得其形似，第恐失之附会，不若阙疑，以存其真之得也。”参见《红楼梦卷》第324页。结果是说和没说差不多，还是不知道具体哪一个金钗影射哪一个名士。
明珠家世说一方面缺乏具体论证，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没有总结出带有共性的东西，早期影响彰著，在清末民初索隐派红学的三个支脉中势力反最孤弱。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二
《红楼梦索隐》及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在清末民初盛行的红学索隐派里占据显要位置。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它是第一次对索隐中的一说加以系统论述，不仅指明什么是《红楼梦》所依据的本事，而且列举了支持自己论点的尽可能详尽的理由，并逐回进行索隐，使书中许多人物和情节都有着落，形成一部自成体系的红学专著。这在红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据寿鹏飞在《红楼梦本事辨证》的序言里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1至第2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文艺丛刻乙集本。初稿当写于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但正式出版是1917年，按时间顺序，已是王、沈的《红楼梦索隐》公开发表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首先在1914年的《中华小说界》发表其提要，随后于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印行。作者在序言中写道：“玉溪药转之什，旷世未得解人；渔洋《秋柳》之词，当代已多聚讼。大抵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是以子长良史，寄情于《货殖》《游侠》之中；庄生寓言，见义于《秋水》《南华》。”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中华书局1916年版，铅印十册，前有序、例言及“红楼梦索隐提要”，其他索隐分布在各有关回次。下面引王、沈均见该书，为避免注文冗繁，不一一注出。意在说明，从古至今，历来的作家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多有婉曲，因而解释起来，易生歧义，真谛很难把握。《红楼梦》到底写的是什么？《索隐》的作者认为：“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这就是王梦阮、沈瓶庵两位批评家所理解的《红楼梦》，以及他们所摹拟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矛盾心境。不能说这些看法毫无道理，主要在于如何具体看待《红楼梦》里的人和事。
《红楼梦》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自然要有相应的人物和情节，也就是王梦阮和沈瓶庵所说的“其人”和“其事”。他们在《红楼梦索隐》的“例言”中写道：“是书流行几二百年，而评本无一佳构。下走不敏，却于是书融会有年，因敢逐节加评，以见书中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即偶尔闲情点缀，亦自关合映带，点睛伏脉，与寻常小说演义者不同。以注经之法注红楼，敢云后来居上。”这说得够大胆也够自信的了。下面，不妨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王、沈所说的《红楼梦》里的人和事。
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诏书，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五台有清凉寺，帝即卓锡其间，吴梅村祭酒所为清凉山赞佛诗四章，即专为世祖而发。廉亲王允世子著《日下旧见》，载世祖七绝一首，末句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黄袍换却紫装裟。”近人《清宫词》，内有“清凉山下六龙来”之句，皆咏此事。
又一说世祖出家在天泰山，为京西三山之一，都人有“山前鬼王，山后魔王”之谚，魔王谓即世祖，众口一词，流传不禁。剃度时做诗数章，传本不同，有“来时鹘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又“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等句；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与《日下旧见》中所载小异，均为世祖出家之证。康熙之世，圣祖屡幸五台，并奉太皇太后而行，皆有所为。且至今京师谚语，谓人虚诞曰孝陵，孝陵者，世祖之空陵也。渔洋咏鼎湖原云：“多事桥陵一杯土，伴他鸿冢在人间”，即指此乎？又茂陵怀古一首，亦对世祖而发，故有“缑氏仙何往，瑶池信不回”之句。父老相传，言之凿凿，虽不见于诸家载记，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情僧之说，有由来矣。
至于董妃，突以汉人冒满姓（清时汉人冒满姓，多于本姓下加一格字，或一佳字，似此者甚多，不胜枚举）。因汉人无入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