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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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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骚骎乎夺其席。”②《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衰落期的特点是:“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溶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②考证派红学的现状,既有蜕分期的特点,又有衰落期的征候,比较起来,更接近衰落期。老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认为:“有关红学考证,因历年来有关文物资料的发现不多,而且其中有许多是赝品伪作,所以困难重重,除了再有新资料发现,能做的事已经很少。”《我读红楼梦》第37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一见解如出自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之口,考证派红学家必大不以为然,现在由俞平伯先生说出,实为甘苦之谈,自然会增加说服力。
  考证派红学家对红学考证的意义,一般都能做较客观的估计。胡适说他的考证只是做了一点扫除障碍的工作。俞平伯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物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⑤俞平伯:《红楼梦辨》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他表示愿“做一个扫地的人,使来游者的眼,不给灰尘蒙住了”⑤。周汝昌说:“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赵冈说:“从事《红楼梦》考证工作的人始终了解,他们是在为其他的研究工作整理材料,做一些铺路的工作。路不会永无止境的铺下去,路铺好了自然会通车。考证工作有了可靠的结论,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成果。”见赵冈为《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所写导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些话当然都对,态度也很公允,而且是真诚的,但就研究红学的学术兴趣而言,考证家们可情有独钟,如果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因客观材料的限制无法进行下去,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愿意涉身红学领域,红学本身也不会像考证派盛行时期那样红火。
  
  第三部分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内在理路
  
  索隐派红学的势力没有考证派红学大,但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虽经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的屡屡打击,影响从未断绝,且不时有东山再起之势。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就是学派观点的发端有其内在理路。《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引用作者的话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红楼梦》的读者,一般不大注意这段卷首引言式的叙述,甚至可能略过去,从接下去的“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读起。研究《红楼梦》的人可是不同,他们难得在作品中发现作者的自白,因而如获至宝,格外重视,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打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特别是这段叙述中渗透出一种真真假假、若隐若显、扑朔迷离的气氛,增加了人们解读的兴趣。
  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经“将真事隐去”,书中的两个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具有象征意义,那么,“隐去”的“真事”究竟是什么?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之想。而“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这些带有忏悔意味的话,似乎是在回忆一个人家族中的往事,所以便有人猜测:《红楼梦》可能写的是清初某一个家庭。一般的家庭不会与“天恩”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仰赖天恩”,能够和朝廷发生关系的只有那些达官显贵。于是又进一步猜想,可能是康熙末年“一勋贵家事”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73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这样看来,索隐派的产生倒也顺理成章。作者自己一定要那样说——隐去了“真事”,还能怪读者沿着作者所说的方向——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去七想八想吗?
  
  早期索隐派猜测种种
  
  这种关于《红楼梦》写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测,开始比较分散,有的说明珠家,有的说傅恒家,有的说和坤家,有的说张侯家。所谓张侯家,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提出来的,叙述得很详尽,其中写道: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阃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廋词曰林?盖曹本作,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呼!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参见《红楼梦卷》第66至第67页。
  周春这篇随笔写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此程伟元、高鹗印行程乙本只晚一年多,正是抄本《红楼梦》广为流行的时候,是早期索隐派最详尽的一篇记载。文中不仅把张侯家与《红楼梦》的有关人物一一对应起来,而且融入作者的阅读经验和理解过程,实证与书证相结合,终于由“不敢臆断”发展到决信无疑。在方法上,分解“曹”字和“林”字俱为双木,犹“挂弓”而为“张”,用拆字法加以比附,已开索隐派红学基本方法之先河。也许因为《阅红楼梦随笔》系一抄本,局限了流传范围,周春提出的张侯家事说没有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辗转相传而为很多人所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说。明珠是康熙朝的宰相,权倾朝野,比他的前任索额图更贪酷,四方货贿,日进斗金,家资累万;并与余国柱、李之芳、科尔坤、佛伦、熊一潇等权贵结党,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儒臣出入左右,因此有好士之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十五岁中举,十六岁中进士,聪明颖慧,博学多才,是清代有名的抒情词人,著有《饮水集》,传诵一时。康熙二十七年,受御史郭绣弹劾,明珠被褫职,籍没家产,一败涂地。明珠家世说得以流传,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学士明珠一家的荣枯不无相似之处,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
  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里引述徐柳泉的话说:“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五即影姜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五,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386至第387页。《松轩随笔》的作者张维屏说:“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参见《红楼梦卷》第363页。甲戌本《石头记》墨笔批书人孙桐生说得尤其肯定:“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则宝玉之为容若无疑。”见甲戌本《石头记》第三回墨笔眉批。这些记载都把纳兰性德和贾宝玉联系起来,虽无实据,终究事出有因。离奇的是,何以《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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