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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大论战，是考证派红学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以前红学考证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并在1962至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高蜂上跌落下来，逐渐走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国内发生动乱有关，主要还是由于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
红学考证必须以客观材料为前提，而材料的发掘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到一定时期就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所以，考证派红学的危机，首先是材料的危机。尽管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过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被发现的消息，但常常真伪莫辨，一边“发现”，一边引起争议，很难作为研究红学或者曹学的科学依据1973年吴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公布了新发现的《废艺斋集稿》残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题画石诗；1977年，又在北京发现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诗的两个书箱；还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老屋的题壁诗文等，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但对其真伪，红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至今未获解决。。当然危机也好，停顿也好，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考证派红学并没有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难，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考订，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赵冈的《红楼梦新探》就是一千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红学考证必须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则《新探》绝没有这个条件，这一点，作者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因受环境及时间所限，无法按自己设想的线索去发掘原始材料。书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经别人反复讨论了很久。我们不过是把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第1页，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版。然而这个“重新整理”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红学考证持续了半个世纪，学者们忙于建立己说，一直没有人做这种综合的工作。《红楼梦新探》把历年来红学考证的有关材料，加以溶解和进行系统的梳理，分门别类地做出解释和说明，在充分比较诸说短长的基础上，或从他说，或出己见，行文质朴，容易使人接受。书中有些观点，如说敦诚诗“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系指与雪芹共同参加乾隆丙子的顺天乡试②③④⑤分别见《红楼梦新探》第62页、第161至第172页、第173至第177页、第198页、第123页。，以及认为脂砚斋是曹颙遗腹子曹天佑②、畸笏叟是曹③等等，究竟可靠性如何，似不好遽然论定，只能作为考证中的一说来看。但《新探》提出贾宝玉是曹雪芹和脂砚斋的合传④，与脂批的内容肯定是相吻合的。还有推断甲戌本的底本是庚辰本以后整理出来的一个新定本⑤，也是很深刻的看法，论证有相当说服力。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经过比较，考证出程、高排字本共有甲、乙、丙三版，通常所说的程乙本，实际上是程丙本，甲、丙之间还有一个胡天猎本，是为真正的程乙本。这一发现，意义相当重大，可以完全否定高鹗续写后四十回之说。《新探》通过对《红楼梦稿》的研究，考证出梦稿本的大致产生经过，认为该本藏主原有一部八十回的脂本，后来得知程伟元弄到了后四十回的文稿，便借来抄下，与前八十回合订在一起，这就成了梦稿本的正文。但这时程、高正在“复集各原本详加校阅”，于是梦稿本的前八十回也被高鹗借去，作为一种版本的参考，看完之后遂在结尾处写了“兰墅阅过”四字。程伟元当时得到的后四十回残稿，可能确实“漶漫不可收拾”，所以才拉上高鹗补订、修改。梦稿本藏主一定了解程、高补订工作的进程，俟其最后一次改定，便用此定稿本即程丙本来校改手中的抄本《红楼梦新探》第325至第326页。。虽然这只是一种描述，带有推论性质，但描述前已经作了详细考证，不失为对梦稿本抄配特点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新探》结合研究梦稿本，确认后四十回续书不出自高鹗手笔，列举的理由比过去要充实得多。
再一个例子是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展出了一部《辽东曹氏宗谱》，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一直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5年冯先生访得此谱，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出五庆堂的始祖是曹俊，而不是宗谱上标出的曹良臣，连第二代的曹泰、曹义也是窜入的，都与曹俊不相瓜葛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3至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由于引证史料丰富，言必有据，无论对宗谱真伪持何种看法，都会赞同曹俊是五庆堂曹氏始祖的结论。冯其庸还从于成龙撰修的稿本《江宁府志》和唐开陶撰修的《上元县志》中，发现了两篇完整的《曹玺传》，这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不失为重要的发现。于《志》明确记载曹玺的第二子叫曹宣，证实周汝昌的考证是正确的；唐《志》有“孙颙，字孚若”、“，字昂友”的记载，补上了过去曹颙和曹有名无字的缺佚③《曹雪芹家世新考》第315至第322页。。曹颙的“颙”宇来自《易·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所以名颙，字孚若，和曹寅字子清取自《尚书·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用法上是一致的。曹字昂友，略同于元代画家赵孟的字子昂，因力“”、“俯”音义全同，“昂”又同“仰”，都来自《易·系辞上》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③。这是曹家取名字的惯例。冯其庸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考证，是近年来最勤奋成绩最突出的一个，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有证实之处，也有是正之处。
曹寅和明遗民顾景星的关系，始终是考证派红学家的未解之谜，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章引录了张士仅为顾氏《白茅堂集》所作序言后，写道：“如是则景星与寅确属舅甥无疑。然寅母姓孙氏，且辽沈旗人，如何能与蕲州明逸民人士联姻？实不易解。”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第299页。后来在《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又反复致疑：“他们之间的‘舅甥契谊’，已无疑问，这是因为不但曹寅亲口称顾老为‘舅氏’，就是顾老做诗做文给曹寅，所用的典故，如‘老我形骸秽，多君珠玉如’，如‘李白赠高五诗，谓其价重明月，声动天门，即以赠吾子清’等话，也正都是舅甥的故事。这事就奇了！我至今闹不清，大明蕲州顾氏和大清满洲曹氏，是什么时候、什么缘由而结成姻亲的？”③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六），1962年8月18日《光明日报》。周先生发出呼吁：“诚盼海内博雅，告以原委，借明此段满、汉、朝、野势不相并的两种家族间联姻的掌故，所关或亦匪浅也。”③博雅考订如周汝昌者，尚且徒唤奈何，可见这个问题的难度。其实，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里已经发出了疑问，说曹寅与“南中名士，无不交往，盛有所遗，或为之刻集，唯称顾景星舅氏，为不可解”《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652页。。
顾景星字赤方，号黄公，湖北蕲州人，明朝贡生，与“黄冈二杜”齐名。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弘词，顾景星被征入京，称病不试，是个很有气节的明遗民。他是曹寅的舅舅，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康熙三十九年，顾景星弃世十四年之后，曹寅在《舅氏顾赤方先生拥书图记》中对此已直言不讳《楝亭集》下第651至第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清人别集丛刊”本。。问题在于如何结的姻亲？《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三期刊载的朱淡文的《曹寅小考》一文，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探讨，虽不能说已获得全部答案，终于在揭开谜底的道路上跃出了关键性的几步。
作者首先根据明末清初的皇子保姆制度的有关规定，比较玄烨、曹玺妻孙氏和曹寅的年龄，确定孙氏不可能是曹寅的生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此时入选为保姆的孙氏二十三岁，至二十七岁，即顺治十五年，曹寅已生。则怀曹寅应在顺治十四年，彼时玄烨刚刚三四岁，孙氏不可能出宫，所以她不会是曹寅的生母。事实上，曹寅的生母最迟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即已故去，而这时孙氏还健在。《曹寅小考》通过对顾景星《怀曹子清》一诗用典的考释反证了这一点。《怀曹子清》意在追念康熙十八年南归时与曹寅告别的情景，最后两句是：“深惭路车赠，近苦寒鸿疏。”典出《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按《诗序》的解释，《渭阳》写的是晋文公重耳离秦返晋，他的外甥秦康公送行到渭水，当时康公母已亡，所以诗中包含有“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的意思。只有当母亲亡故以后，才能用此“路车”之典。以顾景星的博学，他当然知道此典的用法。所以朱淡文得出结论说：“曹寅生母至迟在康熙十八年已经亡故。孙氏决非曹寅生母，因为当时她好好活着，正在江宁做她的一品夫人。”这一反证，极其有力。如是，则曹寅为顾赤方之妹顾氏所生无疑矣。
《曹寅小考》的作者又从顾景星的《先妣李孺人行状》，及顾景星第三子顾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