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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红楼梦新证》的第八、第九章和附录编，就是对这几方面问题的考证《红楼梦新证》第八章为“文物杂考”，辨析丁曹雪芹画像、脂砚斋藏砚，“怡红”石印章和曹雪芹笔山；第九章为“脂砚斋批”，分脂批概况、脂砚何人、申著作权、议高续书四节，及补说三篇。。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参见《红楼梦新证》（下）第856页至第868页。，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有一条批语写道：“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以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批语中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许多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但周汝昌先生继续坚执己说；这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吴恩裕和吴世昌的贡献
考证派红学队伍相当庞大，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外，还有一批不乏个人心得的有影响的学者。早在1925年，李玄伯就著文对《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北京《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4日。；后来，1931年，胡适得到甲戌本，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不久，李玄伯又在《故宫周刊》上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根据曹寅、曹颐，曹朋的奏折，比较详尽地理出了曹家的一般状况，并认为曹雪芹是河北丰润曹氏的后裔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载《故宫周刊》第八十四期、第八十五期，1931年5月16日、23日。。方豪于1944年发表的《红楼梦新考》，则系统考证了《红楼梦》里的外国地名和外国物品，包括外国呢布、钟表、工艺品、饮食、药品、动物、美术等，一一追溯其来历，指出其中之洋货大都是贡品，从而见出《红楼梦》中之贾府以至于曹雪芹的家族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方豪：《红楼梦新考》，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5月版。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99页至332页。。对于多种西洋器物，方豪尽可能考证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在社会上的流行的情形。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到洋漆架，第五十三回写到洋漆茶盘，方豪查到了雍正赐给葡萄牙使臣的礼品单，其中有一箱全部是洋漆妆奁，另外一箱有洋漆柿子盒一对和洋漆盖碗四件，说明洋漆器物在清初是很贵重的。又如自鸣钟，是最早传入的西洋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即带有此物，到乾隆时已普及士大夫家，但康熙时还相当珍贵。《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一个金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而另外四五箱铜锡器皿总共卖了三百银子。所以方豪得出结论说：“《红楼梦》之作必在乾隆前也。”结论正确与否，自当别论，考证之细，令人赞叹。还有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也是考证派红学的重要人物。曾次亮考证曹雪芹的卒年，引入“时宪历”，证明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载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增加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论证力量。王利器1957年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王利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甚有裨益。朱南铣和周绍良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红楼梦书录》原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增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名一粟编著；《红楼梦卷》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一种，分第一、第二两册，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者亦署名一粟。是汇集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资料最全、最丰富的两部书，给予红学研究者的嘉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吴恩裕和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考证派红学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曹雪芹的生平》连载于1954年8月12日至31日、9月1日至30日、10月4、5日香港《大公报》，共二十四篇，五万多字，相当于一本简略的《曹雪芹传》。。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③《有关曹雪芹八种》包括：一、四松堂集外诗辑；二、四松堂集外诗辑跋；三、懋斋诗钞稿本考；四、鹪鹩庵笔麈手稿考；五、永忠的延芬室集底稿残本；六、明义及其《绿烟琐窗集》诗选；七、敦敏、敦诚与曹雪芹；八、考稗小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十种》把原《八种》的第一种移作附录，另外增加“红楼梦脂砚斋批语浅探二则”、“曹雪芹卒年考辨存稿三篇”、“记关于曹雪芹的传说”三种。1963年中华书局版。，1963年，又扩展为“十种”③，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发掘，敦敏的《懋斋诗钞》手稿、敦诚的《鹪鹩庵笔麈》手稿、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及抄本《四松堂诗钞》和《鹪鹩庵杂诗》，都是吴恩裕先生发现的。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做过事，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见《四松堂集》卷一。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芹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第428页至第429页；1976年增订版《新证》已修改旧说，认为吴恩裕的看法“为近是”，见《新证》下第721页。。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时候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
所以吴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二敦诗文中，除“当时虎门数晨夕”句，“虎门”一词凡五见：一为敦敏的《黄去非先生以四川县令内升比部主事进京相晤感成长句》云：“虎门绛帐遥回首，深愧传经负郑玄。”二是敦敏的《吊宅三卜孝廉》有句：“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三是敦诚的《先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一文，里面有“乙亥宗学岁试，钦命射策，诚随伯兄，试于虎门”的记载。四是敦诚的《寄子明兄》说：“松堂草稿，嵩山已序之矣。尚留简端，待兄一言，幸即挥付。仙旧序，希为转致，异日同在虎门一书，何如？”五是敦诚的《寿伯兄子明先生》诗，其中有句：“先生少壮时，虎门曾翱翔。文章擢巍第，笔墨叼恩光。”，证明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至第1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个别学者尚有异见赵冈认为“虎门”一词有时指宗学，有时指考试。敦诚诗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是指与雪芹一起参加乾隆丙子（1756年）年的顺天乡试，亦可作为一说。见赵冈《红楼梦新探》上篇第44页至第66页。又，高阳提出，雪芹是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该校与右翼宗学都在石虎胡同，距离甚近，故与敦氏兄弟缔交。见高阳《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一文，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33页至第140页。，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