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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题本原藏大连市图书馆，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会”两相照应，对研究曹家在雍正上台后的遭际有一定意义。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一题本的发现，加强了曹家被抄原因的经济罪案说，或更加证实了张书才提出的骚扰驿站说，余以为不然。题本中保留的口供说：“从前御用缎匹俱由水运，后恐缎匹潮湿，改为陆运驿马驮送，恐马惊逸，途间有失，于是地方官会同三处织造官员定议，将运送缎匹于本织造处雇骡运送，而沿途州县酌量协助骡价、盘缠。历行已久，妄为例当应付，是以加用夫马，收受程仪，食其所具饭食，用其所备草料，俱各是实。”这说明运送龙衣时多加一些骡马、草料、程仪，是三处织造会同地方官决定的，历行已久，并不是曹胆大妄为。家人方三等在口供里也说：“沿路驿站所给银两俱系我们经手是实，所给数目多少不等，俱有账目可查。”总管内务府查的结果是：“内开曹收过银三百六十三两二钱。”则又说明路上账目异常清楚。那末，既是“厉行已久”之事，账目又一清二楚，为何偏要在这个时候惩办曹？岂不令人深长思之么？此其一。
其二，此题本开头部分山东巡抚塞楞额的奏疏最堪注意。塞疏也承认：各驿站的过往差使因种种原因额外多索以及违例应付的情况，经常发生，是“历年相沿，彼此因循”已久的事情，虽然知道违例，大家也感到“莫可如何”。说明对此类事以前并未深究。何况塞疏说的是一般的驿递差使，至于运送龙衣，恐怕更不好深究了。不仅不好深究，说不定沿途各地方驿站还要主动加马加粮，惟恐拍不上织造官的马屁而懊丧呢。这完全是情理中事——如果在康熙朝，谁敢碰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一根毫毛？可是这位塞楞额偏要追究，亲自将三处织造最近一次运送龙衣的情况“查访”得清楚“既确”，要求雍正皇帝敕下各织造官，以后不得多索夫马、程仪，以发扬“爱惜物力、培养驿站之圣心”。而雍正也就立即接受此建议，并表彰塞楞额“毫不瞻徇，据实参奏，深知朕心，实为可嘉”。要不是塞楞额事先已获悉雍正对曹一家的态度，他和“圣心”能够符合若契吗？因此所谓曹“骚扰驿站”一案，说穿了不过是整治曹的口实而已。
其三，还有更可疑者，固封曹房产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而总管内务府对曹“骚扰驿站”案做出判决，已经是雍正六年六月，时间过去半年之久。岂有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反而是半年后对另一事的判决所致之理？
因此，依笔者愚见，雍正六年总管内务府题本的发现，非但未给曹家被抄的经济罪案说和单独的骚扰驿站罪案说增添论据，反而暴露出此二说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还是政治牵连说更接近历史实际。
曹雪芹家族的命运是和康熙朝相始终的。曹寅在世时是它的鼎盛期。曹寅一死，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至雍正五年底被抄家，政治上固然孤立无援，彻底失势，经济上也快淘空了。隋赫德细查曹家产及人口的结果是：“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②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7页、132页。另据曹于康熙五十四年奏称，曹家在北京还有两所住房和一所空房②。1983年新发现的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致内务府的移会，有如下一段记载：“曹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这说明抄家已使曹家彻底败落，曹被枷号，成为罪囚，曹寅之妻并雪芹等沦为一介平民。雪芹当时约十三岁左右，已开始懂得人生世事。如果说曹家上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曹雪芹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文学环境，因而对《红楼梦》的创作表现为间接的影响，那末，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所给予曹氏家族的打击，则直接构成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历史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曹学不仅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红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所以读《红楼梦》，应该知道曹雪芹；研究《红楼梦》，需要探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学，离不开曹学。论其世也，是曹学！
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
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是考证派红学。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之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开始。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次年，又写了《跋 》。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32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作者的考证，必然涉及作者所处的时代，所以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红学考证的“证据”不是别个，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05页。。《红楼梦考证》和《跋》两文，主要考证的是作者和时代。1928年和1933年，胡适又撰写了《考证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五，《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7页至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钞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2页至第91页。，则是属于版本考证的范围——前者介绍和考证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庚辰本。1961年甲戌本《石头记》在台北影印出版时，胡适附有跋语，补充论证了他对该本特征和价值的看法《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92页至第115页。。
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例如他说脂砚斋就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同上，第85页。；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写的《石头记》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现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同上，第57页、第102页至第109页。。这样的一类看法，明显地不能成立。还有说曹雪芹是曹的儿子，《红楼梦》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等等，也是缺乏根据的论断。总的看，胡适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比较接近实际，至少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对版本的考证，错误则比较多，虽据有两部珍贵的《石头记》钞本甲戌本《石头记》1927年为胡适购得，直到1961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适手中达三十四年之久，庚辰本原为徐星署所藏，也是胡适最早看到的。，却未做精深的研究。但是，这并不影响胡适作为考证派红学首倡者的地位。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竣稿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竣稿于1922年夏初，距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只半年的时间；亚东图书馆出版《红楼梦辨》在1923年4月，与胡适印行《红楼梦考证》的时间也相去不远。。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一致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