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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桢从梦中醒来，梦境里的一切历历在目，如此鲜活而具体，仿佛真的发生过一样。若桢苦笑着想，假如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阵风，把她吹到一个完全未曾去过也未曾听说过的所在，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那只会出现在梦里。一梦过去，破碎了所有的虚空，真实的只有枕下那本厚厚的帐册，在硬硬地坚挺着，无论是在梦境还是现实里，都从来不曾离去。
浩钧从老家回来了，变卖旧居得来的钱只够支付姐姐的手术费。以前的欠债依然如许，今后每月还要寄走姐姐的康复费。而浩钧每月的工资有相当多一部分偿还贷款，两人的收入这样左减右除地算下来，真的是所剩无几了。把第一个月的康复费送到康复医院后，两人都没有立即离开。浩钧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颓然地坐下，一遍一遍地摸着头发，那里已经一片花白。不知何时，岁月已经在这个年轻男人的头上涂抹了一层淡淡的白，然而在别人看来，这淡淡的白色却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若桢在外边的花园里面来回地走，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只是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反复度量着从爱到痛的那段距离。她时不时地看一眼浩钧，透过花格子的窗棂，看得见他孤独而无助地坐在那里，一遍遍地摸着头发，仿佛教室里的古老的黑板，每擦拭一遍，就有一片新的白线条出现，飘下来一阵雪样的粉笔灰。若桢慢慢地踱步，看着脚下暗红和蜡白两色拼接成的碎花砖块，有的是朵花，有的是个大大的字母，有的干脆是个毫无规则的几何图形。若桢看着这些图案，眼睛渐渐模糊，她的心绪又一次飞回了思茅。现在是下午，母亲应该把一堆缝纫好的衣服收拾在小推车上，吱吱呀呀地在石板路上走着，给顾客们送到家里。而父亲，或许虚弱地拄着拐杖跟在母亲后边，或许躺在长长的竹椅上思索那些她永远无法明白的往事。长长而狭窄的石板路上，阴湿幽绿地长着苔藓，母亲的小推车时走时停，细细的轮毂在石板上轻跳，直到把所有的衣服都送到顾客手里。母亲接过来几张毛票，再缓缓地转个身，顺着来时的路回去。家里，还等着母亲生火烧饭，而后沏上一壶自产的茶，和瘦削的父亲幽幽地对面而坐。父亲精神好的时候，可能会把那把油亮的二胡拿出来，轻拉一曲，母亲便会醉在这雾锁河塘般的琴声里。酽酽的一壶茶喝完了，两人便默不作声地熄灯睡去，等待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一切周而复始，一如人世间一个又一个平静的轮回。这就是母亲苦难一生后的所得。若桢仿佛已经站在了她家的窗外，看到那一盏小灯迟疑地熄灭，不禁良久地驻足，良久地叹息。
第四部分她的爱都已经在浩钧身上耗尽了
她从未这么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忽然之间，若桢觉得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她的使唤了。她机械地走着，停不下来脚步。一阵恍惚过后，若桢惊讶地发现，她已经走到了浩钧的跟前，看着他花白的头发从指缝里滑进滑出，像是一片片雪花穿过树的枝桠，最后落在地面，她正一步步地踏在这不断累积的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若桢忽然觉得非常的恐怖，她怎么会像一个幽灵，不声不响地来到浩钧身边呢？更加可怕的是，若桢清晰地听见自己对浩钧说：
“我走了。”
浩钧抬起来头。他的眼神是善良的，是疲倦的，是毫无防备的。
“也好，你先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我的意思是，我走了，就是从你的身边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浩钧长久地看着若桢。他的眼神仿佛X光灯，照射得她只剩下一具空空的骨架。浩钧呆滞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可以如此冷酷的人，如此不愿一同患难的人。若桢被他灼热的视线看得体无完肤，简直燃烧起来，烧化成一堆白色的灰。
“好的。我一点也不会怪你，你的确没有必要陪我吃苦。”
若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的东西，我会搬走的。”
“不必了，我正要对你说，报社有个记者站缺人，待遇高一些，我已经报名了，很快就走。”他停了停，又说：“房子还是你的房子，你尽管住吧。什么时候离婚，也由你来定。”
若桢不知道再说什么，空荡荡地心里一片寂然。她转过身来，朝医院的大门走去，走着走着，她不自觉地跑了起来，仿佛身后有一只野兽在嘶嘶地叫着追赶。她竟然可以这么做，她竟然可以说出要和浩钧分手的话。那一句句话生冷得仿佛冰块，硬邦邦地砸在浩钧身上，生疼生疼的。而她，却这么绝决地跑开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品尝众叛亲离的悲怆。
若桢跑着，哭着，身边不时经过一两个白衣护士，吃惊地看着她。不知跑出去多远，若桢扶着电线杆停下来，浑身瘫软无力。她无比悲哀地发现，即使她能说出来这么绝情的话，即使她明白以后的日子具体而实在，即使她会有新的男朋友和丈夫，她的爱都已经在浩钧身上耗尽了，她再也不可能去爱另一个男人。若桢想，刚才说分手的时候，她的样子陌生而冷静，好像从来不曾爱过他，从来没有珍惜过他们的感情。或者她和浩钧的结合，本身就是一次失败的赌博，现在两个人都输得干干净净了，赌局也就到了尾声。
此后的一段日子沉默而抑郁。两人变得陌生起来，都没有再提离婚的事，虽然他们都知道离婚已经不可避免，仿佛水管里的水终究要流出来，或者是水流太慢，或者是水管太长，只是没有流到出口而已。不管浩钧是想痛心疾首地逃避，还是在默默地等若桢回心转意，他真的很快就要离开了。临近省城的K市记者站缺两个记者，报社理当派人填充。但K市是本省有名的穷市，生活条件差得很，虽然距省城不远，而且报社开出了很高的待遇，还是少有人愿意报名。谁愿意为了每月区区三四百块的补助费，就离开省城这片花花世界。浩钧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同行的报名者里，还有向林。
向林最近的境遇很不好。小数点事件过后不久，有人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喷在了墙上，说是办理假证件，引来了很多无谓的电话，这使得向林一家不堪其苦。几天下来，向林脆弱的神经几乎崩溃了，和妻子散步的时候，他总觉得身后有人跟踪，对妻子说可能有黑社会的人在追杀他。妻子以为他在开玩笑，并没有太在意。这时正好报社需要人到K市去，他便报了名，希望能够在陌生的地方一切重头再来。这也许是向林最后的机会了。
然而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本月的末位淘汰表上，向林的名字是最后一个，按照社里的规定，连续三个月排在倒数第一的记者，下个季度是要自动离岗的。末位排名表发到组里的那天，向林正在外边跑新闻，同事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明白这对于向林、对一个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表格被大家心照不宣地藏了起来，谁都不想再提。第二天同事们陆续上班，而向林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打扫，整理，向每一个同事问好。他一脸谦恭的笑意让每个人都心酸起来。可是这就是生活，媒体竞争得这么激烈，报社也要生存，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哪里都有自身的难处和游戏规则，谁都没有办法。
第四部分若桢的身子在颤抖
人事处送来了新的聘书。大家默默地接过来自己的一份。其实有人离开并不是新闻，但向林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年龄实在是太尴尬了。40岁不到，既不像事业有成的老记者，可以安享年轻时奋斗的成果，也不比年轻人，有说走就走的资本。他本来就面临着事业黯淡的中年危机，如今却连这最后的一点底牌也不复存在了。向林痴痴地望着门口，眼见人事处的小姑娘踩着高跟鞋，笃笃地进门，又笃笃地出去，这才慌了神。他手足无措地翻着，一页页设计好的选题和大纲滑落在地板上，又碰倒了茶杯，流了一桌一地的水。他慌乱地站起来，走到一个同事面前，颤着声音问他：
“我的聘书呢？”
同事深深地低下头，不敢看他。向林不甘心地又问道：
“小李，你见我的聘书了吗？”
小李把头扭到一边，眼睛和嘴唇都紧紧地闭着。向林一连问了好几个同事，无人回答。
向林自言自语说：“是人事处忘了，肯定是他们忘了，上个月我发了两个大稿呢，是不是他们算错了，怎么会这样？我都和人家约好了，今天要出去采访的。”
向林说着，习惯性地背上采访包，踉踉跄跄地走出去。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开，谁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浩钧就在单位。他这几天一直在抢着值夜班，很少回家。若桢那天的话好像一把刀，生生地把他的心砍出来一个豁口，他不知道究竟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浩钧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父亲不在了，姐姐长眠不起，若桢也要离他而去，仿佛莽莽太平洋里的一个孤岛，四面望去，都是深不可测的悲凉。一个人惨痛到了极点，反而记不得那许多悲哀的事了，他想，去到K市好好工作，每个月把房子的贷款和姐姐的康复费挣出来，多少还有点节余。再省下来一点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