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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教育很重要。父母不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是去爱孩子，从孩子的立场去考虑，这是教育的基本法则。没有得到过爱的孩子，日后很容易走上不健康的道路。
当然，有必要告诉一件你们不懂的事。事实确认，是对已经犯下的不正当行为是否是事实进行确认。父母和老师该注意的是，不是看过去，而是应该看到眼前现在的这个孩子。发现孩子在不知所为的情况下犯了错，如果温柔地教育孩子“那样做是不对的。应该这样做……”，孩子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听话，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听话的话，那就重新认识对孩子们的态度，这才是捷径。因为孩子们不相信父母所说的话，而是要通过父母的行为来达到学习的目的。
不能向父母和老师打开的话题，而向心理医生讲述的孩子也很多。心理顾问如果与只想打探事实的老师态度一样，孩子们是绝不会开口的。即便不是心理医生，而是认为爱自己，重视自己，是自己朋友的老师，孩子们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不正当行为。
想打听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作为听者本人喜欢打听的这种爱好。说话者偏偏不想说，而听者非要问不可。这和某种“窥探狂”的行为十分相似。开头所说的“色心”正是这样的。对说话人所说的话感兴趣，这一重要性已经阐述过了。兴趣与站在说话人的立场上，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厌烦，却仍要持有的兴趣是完全不同的。
说到不正经，“痴汉和恋人，看似行为相似，但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可能可以对比。专业的心理医生，对于不想说的是不会去打听的，也不会想去让他说出来，只会认真地听对方想说的话。这样一来，来访者与心理医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此产生，这个人会认为或许他是值得我向他倾诉对谁也不能说的秘密，就会变得想说了起来。秘密是说出来就会风化的东西。迄今为止，在心中混乱地生存下去的东西，就此风化了，回到自然中去，自然也全变得和平常一样了。
前一节“很长的开场白”中，说到了听到这种无法进入正题的听者，说者说到自己不想说的话题，不仅仅是开场白很长。“离题”，“把情节微妙地错开”，“前后矛盾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话，都有可能包含说话者，有意无意地不想说的心态，被老年人们看作是“不听在不适当的场合里讲的话”也就是所谓的“选择性听力衰减”的现象固然存在，但这仅仅是听，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说。
对于听者来说，听话的时候，在不懂的情况下，要有逻辑的态度。逻辑地疏通情节去听对方所说的。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十分可行，并不代表说话人所说的话没有逻辑性。关系很好的朋友同事，便不是逻辑了，而是感情优先了。即便是有感情的言语，但也想说一些逻辑性的话，而在听者看来便会感到逻辑的飞跃和言语情节的飞跃。因此，听者便会不知不觉地询问听不懂的地方，话一离题就会指出来，从听的一方来看，自然而然地会感到这种态度，而说话的一方又有难以启齿的原因。
“离题的话”就是说话者跳过的时候所听到的。一旦不停地问起话来，就会更加的离题，“现在都在说什么呢”这样的人也有。这个时候，最后返回到刚听到的话，话题便又回来了。
直到最后，话还在离题的人口中，对听者来说，即便是听到这些离题的话自己的脑海里也会有一个说话的条理。就这样不停地重复着交谈，渐渐地又可以看到话的条理性了。那个人本身也能看到话的条理性，于是他便觉得理解谈话的内容并没有那么难。“没有说到重点的话”，就只有等到它出现为止。其实认真地去听，很多时候便会发现话中已经隐藏了这些关键。像某个上司一样，事实，事实，无论哪里，都拘泥于此，反而不会发现所隐藏的事实。
“不合常理的话”，如果受到责备的话，对方只有把话停下来。“嗯，于是就，于是就。”说话变得吞吞吐吐，说话者自己也发现了话中的矛盾，从而来补充自己的理论。
即便如此，不合常理的话仅仅是说话者希望听到自己的心声。关于这一点已经阐述过了。“话里没有具体性的内容”，较之具体的话的内容，在希望听到自己心声的时候，这与说不合常理的话时是一样的，但比起说话不合常理的时候，说话者的心情更加浮动。实际上，可以说对抗的情绪降低了。
在这个时候，想要听到具体的话，说话者还是会把话停下来，一旦心浮气燥，没有精力，就请接受这种状态，就这样听下去。听是对这种状态的人最佳的良药。
第六章隔墙有耳
每天从早到晚，电视里都在放映像这样多种内容连起来的节目。内容主要是以明星的绯闻和社会新闻为中心，有时追踪报道警察捕捉犯人的事件。被称为“狗仔队”的人们和追踪报道戴安娜王妃死因的专门为有名的人拍摄日常生活照的摄影师等等，这种节目和照片禁忌，都是世界上共有的现象。
在因某件事而被该节目报道的学校，关于事后最紧张的是什么曾经做过调查。以保护者教师，儿童（学生）为对象的调查，排在第一位便是传媒的取材。因为还没有抓住的犯人，媒体也变得紧张了起来。接着紧张的是工作人员同事的疑神疑鬼了。情报有很多，而其中也有偏颇，因此，就会疑神疑鬼地贬低工作人员，这也是从传媒的功罪来说，应该放入“罪”的那一部分中去。
询问传媒的工作人员，据说报道是“国民有应该知道的权利”。但是，国民想知道什么呢？的确，根据报道的战前管制，如果公民知道了更加正确的报道，也许就会防止有侵略战争的倾向。可这样的国家一旦陷入危险的状态，如果看过外国，便会明白，报道自由是被限制的。这个时候，传媒就真的要和当时的权利抗衡了吗？对战争生存下来的我来说这是个疑问。传媒希望清楚地认识到，谁想知道关于什么的情报，想知道他人的秘密吗？
对于明星的绯闻，和与自己毫无关系者的秘密，知道了又有什么价值呢？的确，“人生的不幸是一种财富”有这样的谚语。因此，不就应该冲淡自己的不幸，而对此抱有幻想吗？不就能成为与朋友聊天的话题了吗？比起这些严肃的节目，轻松的谈话不是更令人心情愉快吗？
即便不像如此的吹毛求疵，不也是一种娱乐吗。仅仅这本书的题目是“为了成为高明的听众”。为何想成为高明的听者，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能顺利地处理你和你所关心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人想成为善于听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所说的话。
但是，你与有关系的人之间最大的落差，就是隐私。与你有直接关系的隐私的话通常从他本人口中是很难听到的。从知道秘密的人那儿，所听到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话这种机会大概在人的一生中就一、两回吧。如果有人比这还多，也许他是一个人生充满了波澜的人了。向我这样的心理医生，因为听人说话是我的工作，所以听到的都是隐私。这些话真的如果当事人推心置腹说出来，是会尽快解决，但又难以进行下去。
即便被骂被吼，告诉父母是最好的捷径，可孩子们怎样都不愿说出来，与老师说的话，还需要拐弯抹角。自己心猿意马的话与爱人说会很好地解决，但是又做不到。因为那样的话，感觉会把关系破坏到底的危险性。说给老师听，反而却遭到更加严厉的责骂，孩子们就会感到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这样想的话，大概被认为“秘密的话很沉重”，不是吗？对于其本人来说感觉特别的重。但秘密是本人可以意识的。把其看作是秘密就有仅仅把它当作是秘密的理由。这个本人知道。别人为什么不早点和自己说，事情发生了才说，这时，没有人会认为为什么不能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不负责任地可以这样说。读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原来如此，传媒一开始，大家在心理就认为别人都是有隐私的”。
秘密不仅是内容，不能说的这本身就很重要。把内容公开与众，就是逼这个人变化，可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这些流言蜚语把秘密做为重要事项，结果进入更深陷阱。
可是，对他来说这究竟是不是浅薄，每天不停地看节目便能了解到。如果，对电视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深刻的话题，每天播放是完全不行的。因此，无论记者怎样的耍花招，他们也会轻易地把问题给解决。如果他实际能深深地体会到，那每天的报道活动便将无法进行下去。他们首先就会把这当成是心病。因此，记者们常常在自己的问题被曝光了以后，便显得慌慌张张，而在取材他人的事件是很干脆地跑去报道，扭扭捏捏的时候大概不会有吧！这个时候，他们稍微地考虑一下别人的隐私就能明白。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压抑的动物（压抑自己，都当成秘密看待）与古代遗迹相同，被发掘的时候已经风化了。秘密，从说出来的时候起就风化了，让被压抑者的秘密风化是很重要的，但马上让他风化，会受到破坏。破坏了难得的遗迹，就没有头也没有尾了。秘密一旦不小心被暴露了出来，就发生了破坏。听到秘密的人把它当成重要的事，是不该把秘密说给人听。
不把秘密泄露给别人，对听者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记者健康地度过每一天，工作就是把秘密暴露于世界。如果记者不把自己知道地秘密泄露出去，我想一定会生病的。因此有心的人是不会想知道秘密的。自己既不生病，又试图破坏对方的人，肯定是要想知道他人秘密的人。
压抑着的秘密被高明地揭开后，便与成长结合在了一起。如前面说的那样，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