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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不同
联邦的控制实际上结束于1920年2月28日，即《埃什卡敏斯法案》签署两天之后，然而该法案又创造出一个劳工委员会并在制定运费费率时规定州际贸易委员会获得6％的利润，同时把政府的担保延长了六个月。运费的提高是在8月份实施的，然而华尔街知道运费必须提高，并且和往常一样在自己可以预见的期间内提前考虑了这个因素此例中提前了近7个月。
分析战争对商业和生产的影响，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地认为，每一次战争所创造出的条件在性质上或在程度上都是不相同的。这次就是一个性质不同的条件。在没有其他部门的帮助的情况下，铁路股票独自形成了一次牛市，这是它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在此强调这种基本的不同及其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除非我们彻底地解释它、理解它，否则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困难将使研究未来的教师和学生们不可避免地感到迷惑和沮丧，而本书的目的正是想让他们和现在的读者一样喜欢它讨论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本书还会给出另一个例子。
全局感和幽默感
我们不必爱上自己的理论，也不必像任何时尚的迷恋者那样错误地对待它。如果你和银币保持一臂之长的距离，还能发现它与周围事物的正确关系；如果你把它拿近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将会被扭曲和夸大；如果你把它拿得太近，就会除它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了。上帝不允许我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学派，以誓死保卫世界围绕平均数理论运动的学说。我们不需要信徒，这个学派的建立者还是很可以原谅的，但是这个学派本身却不可宽恕。因此我们必须把股市晴雨表保持在可视的距离上，从而不会认为它的重要性超过了它所预测的天气。我们有一个合理的理论可以执行，否则本章和以前章节的讨论就毫无价值了。千万不能像太多的统计学者那样过分执着，科学家们（既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倾向于对自己的假说执迷不悔，可是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伟大的假想哲学家赫伯特·斯本瑟曾对已故的赫胥黎教授说：〃你可能难以相信，但是我本人写出了一个悲剧的开头和基本框架。〃〃我完全相信，〃赫胥黎说，〃我了解它的情节，只不过讲述了一个尽善尽美的理论是如何被一个丑恶的小因素谋杀的。〃
我们的资料基本上是全新的
我们总不免要有些遗憾：查尔斯·H·道对于自己的市场运动理论很少有明确的论述，也很少能从这个理论中得出推论，更不用说应用它得出实用的事实分析了。我们也总不免要感叹，他总能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看得如此深刻。当道在1902年下半年去世时，目前平均指数使用的20种工业股票中只有6种被采用，而且当时使用的全部工业股票也只有12种。十年前，找到足够的有代表性并持续活跃的工业股票以构成平均指数是根本不可能的。旧的平均指数（如果我能把市场运动的例子提前到1860年该有多好，哪怕是只包括15种股票的单一平均指数）不具有现在这种双重形式的优势。我们知道，两种平均指数相互纠正、相互印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麦金利重新执政的时候，由于缺少足够的持续活跃的股票，编撰者们不得不把西部联合公司归入铁路板块之中，我们不必轻视或高估开拓者们的工作，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设计出自己的工具；而我们能从他们的全部经验中获益，太多的时候只不过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性更少的工作，而且经常缺少了一种虔诚的精神。
第17章 最好的证明（1917年）
如果1917年的股票市场没有出现熊市，本书的内容或许根本就不会被我们所讨论。如果真是这样，我将会认为从股市运动所反映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中得出的论断只不过是经验之谈，或者是以不充分假设为基础的。我将认为市场不知为什么看不到美国之外的情况，它无法对国际事务采取一种正常的自我保护的态度，它的发现不会比街边杂货店中萝卜价格的变化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分析的锁链是极其脆弱的。然而，从1916年10…11月到第二年12月出现了一次基本的熊市，我们可以称之为晴雨表最好的证明。
战争前景的不确定性
有些轻率的批评者无法理解本书一直讨论的基本问题股市中三种运动的含义及其与未来事件的关系。他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在当时和第二年的商业图表表现出很繁荣势头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仍然在1917年出现了熊市；而巴布森图表中的商业繁荣区域却从1915年下半年到1920年末没有一次低于经过修正的增长线呢？又是什么构成了美国商业在战争之初的剩余呢？它没有为战争提供给养吗？我们难道没有为战争提供食品和武器并相应地取得借据吗？我们难道没有取得数十亿美元的流通借据（虽然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无法支付）吗？
记住这些是很重要，但是股票市场并末失去理智，也并不认为战争利润是以牺牲我们过去和未来的外国客户的利益为代价取得的，熊市的形成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这一年里，战争的结局一直都扑朔迷离，市场并不能排除德国人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晴雨表直到1917年末才开始预见到盟国的胜利。同年12月开始的牛市提前11个月看到了停战协议，提前6个月看到了德国人最后一次疯狂反扑的失败。然而无论我们多么大胆地认为胜利是最终结果，人们在1917年的想法却深刻得多。当时形成的熊市是一种保险手段，虽然那些无法分辨出〃繁荣〃类型的人对此无法理解，它却一种最正常的股币运动，比我们以前任何分析都更能深入地表明市场的眼界。
万一德国人胜利了
许多读者肯定曾经想过，如果德国人及其盟友取得了胜利，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肯定还有更多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过于可怕而不去想它。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了，但是当法国被击溃，比利时受凌辱、意大利出现独裁统治、英国商船队被摧毁、破产频繁、无法养活自己的时候，情况又如何呢？如果德国人向世界索要的上千亿美元的赔偿能够实现，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会喜欢上这个加勒比海的邻居吗？许多国家分裂了，或许应该说许多国家获得了新生（当然有些是虚伪的），由此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不列颠王国陷入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整个世界又如何呢？
上述情况或许会让最坚定的心灵感到气馁，然而股票市场在1917年却没有退缩，向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希姆斯上将曾告诉过我们情况有多危急，盟国当时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帮助直到那一年年末才付诸行动，而在春天又使我们几乎毫无准备地卷入了战争。股票市场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尽快加入战争是否明智。毫无疑问，我们或许能拯救自己的同胞，但是股票市场必须为失败的后果进行投保。前文曾 经说过，在信息最完备的部门列人图表和分析之中的因素之外，股票市场还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诚实的编撰者绝不会同意，股市运动的警告的作用仅限于反映美国自己即将出现的商业状况。
英国的国债
我们将在另一章中讨论自1908一1909年牛市结束到战争繁荣开始之前那段平静的商业萎缩时期，它将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战争开始前的熊市与这场令所有的计算都白费心机的战争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直到现在还无法在历史上找到先例，只发现以1815年滑铁卢战役为终点、长达l／4个世纪的那次战争有些类似。如果我们认为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强度相对等，并把冲突的相对规模和人口及国民财富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比某些观察家找到两者之间更多的相似之处。就我所知，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从未被提起过，即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巨大的国债。英国的债务当时（1815一16年）达到了预计国民财富的31．5％，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长期统治时期，国债逐渐得到偿还，到布尔战争（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一编注）爆发之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略高于4％的水平。
大致算来，布尔战争使英国损失了10亿美元，国债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又超过了6％。在1902一1914年间，尽管生活成本和税收稳定增长，英国的国债仍然再次下降，只是没能达到1899年的最低水平。英国目前的国债大约占到国民财富的33％，比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还要高出1．5％（这场战争从1793年持续到1815年，中间有3年休战期）。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但是还远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在冲突使所有货币都贬值的情况下，英镑的汇率仍然高于美元的基本原因。
我们自己的一项负债
1917年的股市问自己，如果德国人胜利了，英镑和其他一切事物将会怎样呢？如果德国人在1918年春天发动的反扑成功了，如果德国人的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印马克，那么今天在盟国流通的货币又会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满意地发现，股市晴雨表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预见性。当我们自欺欺人地对帐面利润、过度膨胀的工资和价格感到满意时，还有什么能比这次有益的熊市更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眼界呢？1916年的《亚当姆森法案》使工会有能力抬高工资，却不必以相应的生产力提高为代价。国会在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极力地拉选票，它向美国消费者和纳税人抛出的诱饵是仁慈地承诺缩短劳动时间并使铁路乘客获得更大的安全保护。当然，《亚当姆森法案》并不意味着更短的劳动时间，而是劳动时间提前和超额劳动。铁路劳动的时间实际上被延长了，因为它严格地根据人们的利益需要而上升到16个小时，达到了法定的每天工作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