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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要想把这些东西部看过来，一天到晚就什么事也别干了，没有那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及时丢弃，印得快，丢得快，出得多，丢得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感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能让人对书生出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得读过，自己千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敢讲这样的大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粗读细读反正都要读一读，自信对当前的丈坛动态有个大概的了解。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书滥了；丈字多了，文字的污染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得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人类的知识每隔几年就要增加一倍，人脑怎么、跟得上外界知识的爆炸？只能吞进对自己有用的和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书毕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东西，式样万千，所表达的人生经历、情感信息更是五花八门，可随身携带，可放于桌边，可置于床头，何等方便。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好书永远是人们所渴求的。总的说来，我对书的前途并不悲观。
（本文作者：蒋子龙）
第四章归去来——赵浩生谈常回家看看
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孤独，孤独就要想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
我的家十分“国际化”——我是中国人，夫人是日本人，我们的家却定居在美国的麦迪逊市；女儿在纽约大学教书，她的小家自然也建在纽约；儿子在泰国，找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给我生了个孙子是泰国籍……看看，我这个家像不像个小联合国？
家这种地方，年轻的时候想离开，上了岁数又想回来。我已经到了想回家的年纪，飞走的儿女们还处在建立和完善自己小家的阶段，这其中的滋味，除了我这个“一家之主”，别人穷尽其想象力也无法体会……
我在麦迪逊有一所不错的大房子，要讲舒服是够舒服的，但太舒服了就写不出东西来。舒服而又不干事，最可怕的现象发生了——这就是孤独！那股劲如百虫咬心，正如陶渊明《归去来辞》所言：“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做一套柔软体操，然后吃早饭。饭后夫人去上班，我到门外的邮筒拿报刊，读一个小时，又开始活动，绕着房子周围的车道走20圈，总计有1公里。休息一会儿吃午饭，很简单地在夫人留下的菜里放上点米饭力口热，吃过饭午睡，醒了再去开邮筒，下午中文报刊就来了，读完了就等着夫人下班回来。亲人团聚才是家，否则就只是一栋空房子，再大再舒服也不能算是家。我自己在花园里种了一片竹子，长得很好，当寂寞难挨时就对着竹子说话、吟诗。再难受了就唱，我喜欢京剧。但唱戏的都有个毛病，旁边有琴师，面前有听众，才会有激情，就是自己一个人，面对一片竹子，干嚎上几句就没有情绪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没事不会出去串门吗？在美国串门是罪恶，大家都很忙有时间让你浪费。订一次约会要提前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提前约定好不能出去乱串。我们要到纽约看女儿，还要提前申请，女儿却经常说很忙。
我门常打电话询问女儿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但她常说要保密，譬如那本畅销书的收入是多少她就始终不说。地道的中国家庭，有人伦的联系，也有经济的联系，子女不会向父母保密，父母也不会瞒着子女。我们一个是正统的中国父亲，一个是正统的日本母亲，又不能经常见到女儿，似乎无法表达压在心里的亲情。
当初我们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决定让他们享受中国式的亲情，接受最优良的美国教育，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女儿和儿子的中学同学里有肯尼迪的儿子、布什的儿子，罗斯福家族的子弟也都上那个学校。暑假送孩子到贵族夏令营，寒假到欧洲旅游……
他们果然都彻底美国化了，自信心强，干得也都很成功。儿子拿到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后，应聘到美国最好的工商业顾问公司任职，几年后被派往泰国。事业成功的儿女忙于自己的事业，有这样成功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说也是成功的，可惜到老年却要享受这成功所带来的孤独。家不光是住人的地方，更是心的居所，是亲情扎根繁衍的地方。
我只要熬过白天，等夫人一回到家就好了，我们两个有说不完的话，这大概跟我们职业的有关。我当了一辈子的记者，教了大半辈子的书，夫人一生都在教书，每天都要说话，养成了习惯不说不行。我讲我的梦，讲白天的所思所想；她讲她的家务，讲学校见闻，话题永远扯不完。我们交谈既不用日文，也不用中文，而是用第三者的语言——英文。
有的周末，如果是跟女儿约好了，我们就乘火车去纽约，跟女儿一块好好地吃顿饭。儿女们没空回来看我们，我们就去看他们，也一样算是回家。因为回家的主要目的不是看房子，而是看人。
总之是要自得其乐，要有事干。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孤独，孤独就要想家。这不是有病吗？我就在自己的家里还想哪个家呢？想大陆的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到这时候才理解当年老舍和林语堂的心境——老舍是在大陆刚一解放的时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他的《骆驼祥子》已经译成英文，手里有一笔美元，有人劝他看一看、等一等再说，他说：“等不了啦，太寂寞了！”林语堂也一样，当时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吾土吾民》，经济条件很充裕，在纽约的曼哈顿岛上还有一栋很好的房子，可就是想回家——在海外早就成了名成了家的人，却还是叫漂泊，叫游子，喜欢把回国说成是回家。他请我写一篇能表达这种思乡之情的访问记，我问他：“你住得这么舒服，向窗外一看，是五光十色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多漂亮。”他说：“我希望从窗子里向外一看，是绿树红墙。”闻一多有一句诗，“家乡是个贼，能偷去你的心。”“家”应该跟“乡”连在一块，两者分开来就容易像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所感叹的：“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自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并通过我的笔向海外报道了林彪事件的真相，此后我便依次接触国家领导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开始每年回国三四趟，每趟回来都要住上一两个月。在老家呆长了老不回美国的家也不行，回去呆上两个月又想中国的家了，便又飞回来……长年处在思念之中，也长年处在回家的快乐之中。一个人只有回家才会有家，旅程的尽头就是家。有家不回等于没有家，永远都是一个浪子。老在旅程上，就没有安定感。有人说我把钱都送给航空公司了，这回家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但，我和我的夫人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来回跑，我肯定会发疯。因此我们觉得，没有比这些钱花得更值得的了。
（本文作者：蒋子龙）
第四章父母离婚了
高三那年，父母离婚了。我自知父母离婚是迟早的事，心中并不很悲伤，我被判给了母亲。喜欢父亲的女孩，我心中也喜欢，她温柔、大方、善良，不过就是脾气大点。我心中暗自为父亲庆幸，庆幸这女孩对父亲如此一往情深。我始终也搞不清父亲有什么优点能吸引她，既不帅，也不会关心人。喜欢母亲的男士也不错，对母亲真的好，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常关心我，送我小礼物。我为他们祝福。
说来很奇怪，父母的离异引来的是别人的悲伤，他们总觉得我可怜，觉得我一定很伤心。邻居阿姨常让我到她家玩。去了，总拉着我的手，说都是那女孩、那男的破坏了我们幸福的家庭，我应该对他们不好，赶走他们，这样我的父母又会和好。任凭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信，有时候我甚至想，或许我应该悲伤一下。
真的有一次我伤心了。
高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