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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可能混到大校；什么梦想也没有的可能做到少尉就退休了。
以上是有关个人的梦，下面谈谈与国家民族有关的梦。近百年来，每个转折处，都是年轻的孩子先跳出来。他们虽然稚嫩，却唤醒了麻木的中年人。他们不是直接改变历史的人，但他们的热情，带着眼泪、带着呼唤，感动了更多人，那些人在孩子的眼睛里看到“我不应该按既有的惯性继续前行，是应该有一些改变了”之后，真正的改变诞生了。
随着年龄增大，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做有关社会、民族、国家、哲学的梦了。他们也很难这样，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现代社会的男人必须成功，女人似乎也必须成功，男人要挣很多的钱，女人也要挣很多钱。要成为模范的丈夫，模范的儿子，模范的父亲，模范的工作人员，模范的领导，等等等等。所以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人在大学期间读的书等于半辈子读的书，难怪有人说：“我们的畅销书，大都是大学生买的。”你怎能想象忙得连书都不读的人去做国家、民族的梦。我希望大学生多做这样的梦，以督促决策者在压力下理性决策，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前进。我们还须将这四年做梦的惯性形成一个更长的惯性，你关注的时间越长，关注得越理性，心中拥有的知识越多，社会列车就越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动。当然，有人也会开玩笑：“北大的学生，十年前反腐败，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搞腐败”。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地方。
让我们大家做更多和个人、国家都有关的大梦，成为一种关注，进而成为一种惯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本文作者：白岩松）
第三章听课嘉宾
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哥哥从家里去广州做工，特地到学校来看我。
哥只大我一岁，他很喜欢画漫画。高三那年，他没考上美术学院。眼看着我也要上高三，弟升高一，哥对妈说：“弟妹读书要很多钱，我不读了，我去广东打工吧。”钱啊，妈也没办法。哥这一去到如今，5年了，他用每个月刷油漆、做木雕的1000块钱供着我和弟弟读书。
哥站在我面前，笑着说：“大学生，带我去你们课堂上听听，看你们都学些什么东西。”
这节是古诗创作与鉴赏课，同学们一如既往地聊天、睡觉、看小说。哥哥惊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生就是这样上课的呀？也太浪费家里的钱了吧？”他无奈地摇摇头，认真听起课来。
“孔夫子”老师大声说道：“虽说古诗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趋势了，啊，可是能写出好句子、能品出好诗的神韵，可不是三脚猫的文学修养可以办得到的啊！来来来，今天谁能对出我的下句，我就违反教学纪律——提前下课！”
教室里顿时轰叫起来。“孔夫子”大叫：“乾坤容我静——”
大家安静了一秒，又吵闹起来。哥哥很兴奋，然后好一会儿没做声，眨眨眼睛，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推推我说：“阿妹，你试试这一句。”
我一看，立刻举起了手。“孔夫子”眼睛一亮，指着我：“想必是位才女，念来听听！”同学们都笑着叫道：“才女，提前下课就靠你啦！”我却使劲推哥哥，小声催他站起来念。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俩。哥哥涨红了脸，只好站起来大声说：“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全堂哗然！大家忽然鼓起掌来，夫子眼睛大放光彩：“难得，难得！才思敏捷，对仗工整，意境高超，实在难得！你叫什么名字？把学号报上来，我要给你加分！”
课堂上一阵哄笑，“他是中央派来的听课嘉宾！”“孔夫子”连连称道：“那更是难得！”
哥哥激动地坐下来，我知道，他很开心。
下一节课，我们到多媒体教室去上外国文学史。哥哥看着墙上的电脑投影画面，很羡慕地说：“你们可真幸福，能享受这么现代的教学，怪不得学费这么贵！”
我还带哥哥去上网，看我们学院的“容谷”网站，打开漫画频道让他看学生的作品，鸟山鸣风格的有，北条司风格的也有，还有蔡志忠的。哥哥仔细看完后，扭过头很认真地跟我说：“阿妹，要是我像你们一样有空，我绝对比他们都画得好，你信吧？”“那当然！”
哥哥的神情却黯淡了下来：“我要是能上美术学院，现在或许已小有成就了。”我鼻子一酸：“哥，以后你把你画的画寄过来，我帮你传到网上去，让别人也看到你的作品，还可以投稿呢。”哥哥长呼了一口气，伸出手来给我看：“这么久雕木头、刷油漆，我的手指都硬了，拿笔的感觉没以前灵敏了。”他又笑起来，“不过一有空，我还会画的。”
晚上我送哥哥去车站搭汽车，车快开时，哥哥忽然从又臭又闷的车厢里探出身子来，叫我到面前来小声说道：“阿妹，你可别随便像别的同学一样跟人同居啊，免得被男人骗，知道吗？还有啊，认真听点课，挺好听的，别浪费钱。行了，你回去吧。”
我站在车窗边抽着鼻子，不争气地流着眼泪。长大以后，我还没在哥哥面前哭过。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本文作者：邓必彦）
第三章我的自白
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
不玩深沉
在写作上，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写出来的东西，要使那些只具有小学六年级或者普通中学文化的人们能够读得懂，我是什么观点，我怎么看问题，说得尽量浅显明，别人一读就能理解。在西方有一些大学者，他们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思想如果说是深刻的，那么这种深刻的东西往往就是朴素的，是普通的人们也能够读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做学问的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们，多一些立足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通俗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再立足于今天来思考问题了，也不再向未来思考问题，好多人倒是都去做书里的历史的工作，在文艺影视方面，历史剧一部接一部，历史上260多个皇帝，还有260多个王妃，要写多少年呢？一些做学问的，往往为了所谓有学术水平，而去搞一些远离现实的大众的问题，也不屑于写一些向大众传播理论思想的通俗文著。其实那种学问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呢？不是说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去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能够写出生动通俗的文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实在是少了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的话，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是那样的少，和科技成果不成正比的。
使命与惰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做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心态，认为面对有碍国家进步的问题和困难时，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能力，都得不到注重和发挥，那么我就管不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便只好依赖一种自然的进程，等待问题随自然时间慢慢发生变化。我想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而然本身的时间跨度会有多长呢？这期间这些问题会使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而且这种心态容易造成我们的惰性，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我在任的时侯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的下一任靠他们的智慧去解决吧。谁都不愿意在自己那一任上说，我来做这个有智慧的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也这样子想，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吧。然后，这种心态也许会像一种基因一样传给那些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还很年轻时也就会说，等下一代去解决吧……，于是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责任感给推掉了。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能够这样放弃的。
人活到50岁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做多少事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强烈的愿望，渴望受较高的教育，从事思想探究的职业，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去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然而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我们自己也曾是这般地渴望过，而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因此，我将自勉，不犹豫不退缩地这样一路做下去就是。
（本文作者：梁晓声）
第三章戳穿安顿的“绝对隐私”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
写隐私的人成了最没隐私的人
《绝对隐私》面世不久，安顿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甚至影响到同事的工作，她不得不拔下电话。在这个“名人难见”的时代，安顿做了一件让圈内圈外人都大为吃惊的事，她在北京某大报刊上赫然公布了自己的私人电话、寻呼、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为了让我的志愿受访者能够找到我。”她说。写“隐私”的人反而成了最没有隐私的人。各种传闻不绝于耳，有说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被丈夫抛弃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所以她需要靠这样一些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