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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检视人类的身体禁忌时，都会将原因归诸于基督教文明的兴起所带来对裸体的恐慌，以及对性的严格禁锢。这样的论点并没有错，但过于简化了。
以看待裸体而言，古代希伯来人在圣经创世纪中，确实有根深蒂固的敌视观念。最初，亚当与夏娃生活在伊甸园中，始终都裸裎相见。那时，人类的身体是中性的，也没有被赋予价值判断，甚至就某个程度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因为亚当被上帝创造出来并没有穿衣服，夏娃由亚当的肋骨变化而成，也是赤裸的。而且根据教义，将来人们到上帝面前受审时，也是裸体的。可见裸体最早不仅不被谴责，还相当被接受，是一种天真无邪与谦逊的象征。直到夏娃偷吃了禁果，对裸露的身体有了羞耻心，尤其对两性性器官的差异变得敏感，赶紧摘下无花果叶遮羞。
当时，这种视身体为耻的态度，反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比方，丈夫若发现自己戴绿帽子，可以将老婆剥光了强迫游街，除发泄愤怒，也藉此羞辱她。因为用当时的标准，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衣不蔽体更足以让他感到羞耻的了。后来的犹太教法典，就像古代中国的刑法，死刑犯被处死之后，裸露的尸身往往还被吊挂在广场示众，以作为极至的惩罚。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的圣奥古斯汀（Augustine，354…430）提倡禁欲说，视性为一种把人类往下拉，而非向上提升的力量，他认为性交是精神自由的最大威胁：“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女人的爱和身体缠结，更易让男人的智能败落低下了。”这个观点确立了基督教的性态度，也更落实了从犹太教沿袭的身体禁忌，此后深植人心，影响了一千多年的西方主流文化。
中古世纪的身体观
不过，探究人类对于性与身体的禁忌来源，基督教的教义只是其中之一。历史学家指出，基督教对性的禁锢，还有将儿童视做无邪的纯真，滴“性”不沾，其实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早在十六世纪初，一位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就写了不少提供给儿童阅读的性知识书籍，最广为人知的是一本类似现代教科书的《熟悉日用语》（Colloquia Familiaria），内容相当广，包括性交、怀孕、生育、卖舂、春药、阉割与性病等主题。那时，儿童不像现在被惊恐的大人过份保护，性信息的获取就跟一般生活素材的取得没有两样。彼时，性的话题与讨论，相当公开和自然。
在中世纪的欧洲，裸体可一点也没被当作“道德议题”，一家人裸身睡在同一个房间，甚至同一张床，都是屡见不鲜。连一般旅社也很习惯把房间出租给互不认识的男女客人，让他们同床共眠。如果投宿旅店，你拒绝跟别人一起睡，或者睡觉时不肯脱光衣服，还会因此而被旁人质疑你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疾病，才那么神秘兮兮。
公众场所的裸体更为普及，因为当时公共澡堂是开放给一般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的社交据点，大家很习惯裸裎相向。据《性地图》（The Sex Atlas）作者哈柏勒（Erwin Haeberle）指出，当时在特殊节庆，市内游行队伍中还可见到裸露的少女，乃仪式的一部分，偶尔连教会的人员都曾全身赤裸出现在宗教庆典上。
文明礼教大举“改造”了人类
人类对性的真正恐慌，有另外两个因素推波助澜，一是起于十六到十七世纪间梅毒的盛行，二是中产阶级兴起，渐渐把裸体当作妨害风化的不文明举动，人们看待身体机能的观点至此全部改变了。以前，身体与主人之间可以是一种亲密的共存关系，至此则被封锁起来，当成不健康与猥亵象征，互相隔离。
文明礼教大举改造人类，大家不再坐在同一张桌上欢乐共食畅饮，冰冷的刀叉餐具取代了原先抓扒大啖的手指头，教条越来越多，有钱人家也开始在睡觉时穿上睡衣，不再脱得精光了。过去不知为何物的“隐私”，慢慢变成了民间共识，床从共享的大客厅移到隐密而隔开的小房间，浴室从此关起门。
几千年来人类在河湖裸身游泳的作风也逐渐消声匿迹，后来公共澡堂的风气也被质疑，终于一切与身体有关的开放行为都被禁止。当时一般人的心中，拘谨似乎与文明划上了等号。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保守风气尤其达到巅峰，与身体有关的话题、观念一律变得敏感，稍微涉及隐私的部位更是禁忌，不然马上引动大家的敌意，成为“全民公敌”。性？那更是绝口不提了。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你要吃白肉，还是黑肉？（1）
在所谓的文明礼教社会，人们视裸体为禁忌，不见得代表这个文明有“内部人们自我标榜”的道德尺度。因为性压抑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关联。维多利亚时代，如果晚餐端出一整只鸡上桌请客，主人在为客人分菜时，绝对不能像今日人们讲得那么直接：“请问你要吃鸡胸（breast）肉，还是鸡腿（leg）呢？”而要婉转地问：“你要吃白肉（white meat）呢，还是黑肉（dark meat）？”白肉指的是鸡胸部位，黑肉则是鸡腿部位。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里，公然讲出“胸”、“腿”等字眼就是一种猥亵，所以人们只好拐弯抹角，想出了一堆怪里怪气的代名词，张冠李戴。比方，叫了好几个世代的公鸡（cock），因为它也是阳具的俗名，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就不得不更换名字，改称rooster。而此字根闯的祸，株连甚广，像干草堆（haycock）就改叫haystack；蟑螂（cockroaches）也被活生生斩断了头颅，成为半截的roaches。
如上述所说，腿（legs）既然不雅，但有时非得提到它，那该怎么办？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糗”则变，变则通，用limbs取代之。胸部（breasts）也一样能变戏法，化身为bosoms。
以现代人的观点，八成把这些“更名”的历史插曲当笑话，但在当时对身体极端恐慌与敌视的气氛中，这可一点也不好笑。女人坐下时不仅长裙要盖住膝盖，有时甚至连坐着的四个椅脚，都要一并想办法用裙子遮盖住，以表示纯真。
《性——从史前到电脑纪元》（SexualiaFrom Prehistory to Cyberspace）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仅要忘了自己拥有腿、胸，以及其他不可言说的身体部位之外，正经的女人甚至不应该清洗她的私处（至少在婚前），因为连在洗澡时用手碰触，都有违较高的道德标准。书中还指出，当时的妈妈在告诫女儿有关新婚夜的注意事项时，都众口一辞，要她们闭上眼，但不要专心于性，要分神去想其他的事，譬如：伟大的英国！那时，性冷感不仅不是性障碍，还被视为是有良好家庭性教育的产物。那时的男孩、女孩，都被成功地教育成“一注视自己的性器官，就自动萌生罪恶感”的机械反应。
可是，万一真的有抵挡不住的生理需求，该怎么是好呢？根据《性世纪》（The Century of Sex）一书的描述，人们求助于“哼歌”、“拚命想母爱的纯洁伟大”、“冲冷水澡”、“睡硬板床”，或是“将睪丸泡在一碗冰水里”。
当代哲学大师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性意识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e）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我们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充满了自我检讨与嘲讽的意味，他指出，“在这漫长的两个世纪里，性的历史就是一部日趋严厉的压抑史，我们现今是否已摆脱？有人说，只有极小的程度”。
身体禁忌是文化的产物
身体禁忌其实是文化的产物。它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它并非亘古不变，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被称为现代第一位性学家的英国学者艾里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身体禁忌有切中要害的批判。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冲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庄重”（modesty）观念而来，此一观念主宰了当时人们对身体的看法，影响一直到今日。
艾里斯对于裸体与衣服文明之间的关系，有着高度的兴趣，因此一头钻研在人类学中。他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对裸体的观念，并不是天生惟一的一套共通标准，而是后天因时、因地不同的文化产物。譬如，在现今南美洲阿根廷与智利共有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女人虽只在大腿间围着一条窄小的动物毛皮，可是她们非常庄重，即使在做爱时，也很少把那张毛皮掀起来。在现今巴拉圭境内亚马逊谷地的干寇拉斯（Guaycurus）族，男人几乎全裸，女人则穿著短外衣。而在乌帕斯（Uapas）族中，男人一律披绑着一条缠腰布，女人则啥物都不穿。
在《美国妇科日志》（American fournal of Obstetrics）中，艾里斯提出一个更特别的例子。北美洲一支印地安族，族内的任何女人只要有男人愿意付钱，她们都可以付出肉体。你以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很随便，错了，因为艾里斯亲自目睹一位女性族人怀了孕，因为难产有性命之危，却不肯让男人，不管是男性族人或白人，也不管是医师或爱人救治她。最后，她勉强同意让一位医师进行抢救，但是她要求在大腿间放一块布遮住下体，只留一条微小的空缝，露出她的阴道口而已，把性征的特色降到最低。
在过分讲究礼教的东非王国，曾存在于今乌干达共和国境内的布干达（Buganda），当地男人只要露出膝盖以上、大腿的任何部位，都要接受惩罚；但是当地国王的众妃子却可以几近全裸、大方地出现在他的朝廷上。
在非洲坦桑尼亚的马赛族（Masai），男人要是不经意露出下体，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