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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高岗又停下来，问饶漱石：
“这一段你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听清了。”饶漱石微微笑道。
高岗继续说：
“我得到这个谈话记录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当面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批给陈伯达看。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对这个谈话很不满，很生气，脸色都变了。
“这是195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思想分歧没有解决，到1951年，又发生几件同样的事情。1951年10月，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我就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写的报告的通报，认为我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你是知道的，文件你也一定看过。我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经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我们在指导农村互助合作的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经不是什么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什么‘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的通报，我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毛主席和党中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原因就是，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势力发展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山西省委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可是，山西省委的这个报告，又受到同一个人，还有薄一波等的批评，说什么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错误的。
“他把山西省委批评得好厉害，说山西省委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感到害怕，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阻止和避免这种趋势；说主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山西省委的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对山西省委的这些批评，动静还不小，又是文件，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文章。
“最后，还是捅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找他们几个人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对于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都提出了批评。毛主席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也就是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只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可是，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这样，毛主席才不得不针对他们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办公厅把我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就是措施之一。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我那篇文章，就是针对他的，他的关于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处理问题的观点，都是右的，都应当批判。
“我还想，自从七大以来，他的这类错误不少。我甚至怀疑，在七大上，他的地位是不是捧得太高了？
“还有一点，我今天说句话搁在这里：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而且，事情并没有完。不信咱们走着瞧。”
高岗讲到的这些事情，有的饶漱石听说过，有的看到过文件，但他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今天，听高岗这一席话，那么有根有据，有因有果，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大事了。既然如此，高岗又被调到中央，委以重任，那就是说，中央是支持高岗了？他想想摸底，便对高岗说：
“你现在调到中央，身负重任，看来，中央支持你，这是没有问题的。”
“别这么看。”高岗马上回答道，“告诉你吧，去年8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来。但是我拖着，既不表态，也不成行。去年9月份，毛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请我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我担负的工作，让我告诉他我何时可以到北京，并说习仲勋一两天内就到北京担负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4）
说到这里，高岗站了起来，走两步，又折回，俯下身冲着饶漱石：
“调虎离山！这你比我都懂。东北这个地方山很大，老虎大有回旋余地和藏身之处，一旦离开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复复考虑究竟是不是调虎离山？是调虎离山又怎么办？！”
“调虎离山”四个字，使饶漱石为之一震，但他未露声色，却故作姿态地说：
“你过虑了。把你调到中央是‘调虎离山’？把老虎调到身边来？那不成了‘引狼入室’？中央还是重视你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内阁’，是实权机关，不是闲差。”
“可能吧！”高岗说，“我既然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饶漱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同高岗说了些闲话，告辞而去。
高岗送饶漱石到院内，握手时，他看着这位身材矮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留着上髭的华东地区第一把手，高岗眼看着他上了汽车。高岗想：他也是一方诸侯，到时候，会用得着的。
饶漱石心中可不平静，坐在汽车上想了一路。他心里何尝不是七上八下？一会儿觉得中央也应当调自己进京，自己也是一个大区的一把手，现在也有了一些要调他进京的传闻。一会儿也害怕调虎离山，上海那地方，山也不算小，一定意义上讲，比东北的山还大，而且离“皇帝”更远。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到了北京，自己不仅算不上是虎，反倒送到老虎嘴边了，那滋味好受？可是，别人都调进中央，如果自己还在地方上，算怎么回事？别人又怎么看？左也难堪，右也不妙。高岗能坦然说出他怕调虎离山，很不容易，算是做到灵魂相见推心置腹了。至少有这几点：第一；说明他高岗也把自己看成是“虎”，想闹腾闹腾；第二，说明他同中央也有距离，有隔膜，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第三，说明他也有自己的“山”，有自己的地盘。
饶漱石觉得自己同高岗很对味儿。
饶漱石觉得高岗这人信得过。
饶漱石觉得应该向高岗学点什么，比如说，学他的胆量？学他的干练？学他的气魄？
在有些方面——不，应该说在很多方面，刘少奇不如高岗。刘少奇没有高岗干一番大事情的锐气，刘少奇也不像高岗那样“体己”，饶漱石从来没有感到和刘少奇的心灵那么相通过，就像今天同高岗这样。
时隔不久，1953年3月，饶漱石也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调来了北京。
他同高岗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调虎离山。即使高岗没有向饶漱石说出这四个字，饶漱石也会这样想，这样觉得，这样认为。
然而，饶漱石还是感到兴奋，无论怎么说，总算是从地方进了中央了。中央组织部，掌握人事大权，闹着玩儿的？！何况，地方上的职务都还兼着嘛，高岗还兼东北局书记，饶漱石也还兼着华东局第一书记。再说，“调虎离山”又怎么样？北京至少有两只虎了，有了虎，也会垒起一座山来。
饶漱石高高兴兴进了北京。
饶漱石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高岗长谈。
在上层没有几个心腹之人，没有三朋四友，谁也别想当京官儿。这一点，饶漱石心如明镜。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1）
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放炮，饶漱石在中组部大闹。毛泽东说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说高岗同饶漱石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北京，成为共和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大约可以说开始于1953年夏季。
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随着自然界的气温慢慢进入三伏，政治气温也愈加燥热。
毛泽东分别与方方面面的不少同志谈过话。
毛泽东说：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