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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华中去恐怕做不了什么事，起不了什么作用。”
毛泽东笑笑说：
“怎么起不了作用？只要你往那里一坐，就会起作用！”
毛泽东气势不凡的语调，感染了陈毅。
“那好吧！只要我去，就请中央放心，我陈毅答应的事是算数的。”
1945年8月25日上午，陈毅便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等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一起，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到晋东南黎城县，然后各奔东西。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饶漱石接到这封电报，自然高兴，代书记的“代”字，终于去掉了。当然，毛泽东还算是“知人”的，不然也不会下这个决心。但是，话说回来，这也是我饶漱石咬紧牙关“顶”的结果，1944年春天毛泽东那封电报，不是叫我给“顶”回去了吗？倘若不顶，很难说会出现现在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在关键时刻，是不能退缩，不能让步的。饶漱石这样总结着经验，这样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他陈毅还是回来了，还得同他在华中这口大锅里搅勺子，以后很难说还会发生一些什么。
饶漱石等待陈毅的到来。
等了一个来月，情况又有变化，中央命令陈毅不去华中，直接到山东去接替罗荣桓的工作。饶漱石想，他不来也有不来的好处。可是，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军委又决定陈毅只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而政治委员，还要他这个身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饶漱石兼任。再过半个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华东局，饶漱石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47年1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领导，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要论经城略地，克敌制胜，饶漱石对陈毅只能望其项背；然而，要论明争暗夺，巧算机关，饶漱石就整整高出陈毅一头了。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大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决定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其他各大区都很顺当，唯独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案。毛泽东只好致信陈毅：
陈毅同志：
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陈毅照办了。
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毛泽东对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角，就非你莫属了。”
陈毅说：
“我是大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是上海市长，够忙的了。这个主席，还是让饶漱石同志来当吧！”
毛泽东说：
“这样恐怕不妥。”
毛泽东对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人选作了通盘考虑以后，仍然坚持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应当由陈毅担任，并再次向陈毅明确提出。
陈毅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理由，再次推让。毛泽东说：
“我已经说过两次，你仍然坚持。那么，我就让华东局的同志们讨论一下好了。”
饶漱石得知要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陈毅又一再推脱，便找到陈毅，说：
“军政委员会主席，你不担任，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反正一道商量着工作吧。”
陈毅抱紧双拳，连声说：
“感谢！感谢！”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2）
饶漱石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同华东局的任何其他同志商量，就用华东局的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饶漱石担任。
毛泽东接到报件后，心存疑惑，压了下来，没有批复。待饶漱石到北京后，毛泽东问饶漱石：
“陈毅同志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你们华东局怎么讨论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饶漱石说：“我们商量过，研究过，华东局的几位同志都不同意陈毅同志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只好我来担任了。”
疑惑归疑惑。事已至此，毛泽东就不得不批准了。
这样一来，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又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显然又比陈毅高了一头。
饶漱石在骗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头衔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做了一些工作，有几次还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49年10月11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制订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会议的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
毛泽东将饶漱石的报告，批给各大区第一书记，指出：
“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
1950年1月9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在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将普遍开一二次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的先决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完后致电饶漱石：
（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秋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大陆各地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时之间，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上海镇压反革命和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来是饶漱石抓的，由于他态度消极，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
饶漱石在对待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了他骨子里的右倾情绪，由于他的伶俐机智，中央批评了以后，很快转过来，掩饰下去了。然而，他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警惕性却出奇地高，并以此对陈毅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又强调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陈毅根据中央的这个精神，大胆做资本家的工作，同资本家“交朋友”。
1950年秋天，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陈毅请干部讨论，去不去？有人主张去，有人反对去，怕影响不好，犯错误。陈毅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陈毅摇着大葵扇欣然赴宴。一进门，陈毅便大声说：“我是来交朋友，不谈工作。”
事后，党内就传出嘁嘁喳喳的议论：“陈毅同志没有经过华东局讨论，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谁也不知道，饶漱石同志也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资本家拖延不向国家交税，陈毅知道此事，在一个大会上狠狠批了一通：“为什么不交税？不交税怎么行呢？共产党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你们敢站出来说说吗？！”这么一批，不出半个月，资本家几乎全交了税。陈毅说：要打，也要拉，不要搞得太紧。于是组织了一次舞会，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都请到了。事后，党内又有人出来非议：“又是赴宴，又是舞会，饶书记对这些事都不知道，有看法。”
后来，陈毅到北京，向毛泽东谈起过这件事，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舞会搞得好！”
1952年4月4日凌晨3时。
北京西郊万寿路新六所。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这里的值班人员总是通宵坚守岗位，住在这里的都是高级干部。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收复东北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3）
值班员听见有个房间总是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便轻轻走过去看了看。这是饶漱石的房间。
房间里的窸窣声依然不断，一会儿像是来来回回的踱步声，一会儿像是写字台上的轻轻敲击声，一会儿像是纸张的沙沙声，一会儿像是沙发弹簧的嘎吱声，还有开门声和关门声。
忽然，房门大开，饶漱石走出房门，大声喊叫：
“你们这里的人呢？人哪里去了？”
值班员赶紧跑步到饶漱石跟前，怯怯地问：
“饶书记，您……有事吗？”
“赶快给毛主席打电话！我要同毛主席谈话！”饶漱石吼道。
值班员更糊涂了，深更半夜，怎么找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