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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春笋般林立的手臂中，也有高岗的一只手臂。但是，高岗觉得自己的这只手，好像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那么机械，那么僵硬。这时的高岗，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赖掉一些，隐瞒一些”、“还不完全，还不深刻”、“继续反省”、“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等等，等等，像是一大盘韭菜炒豆芽，乱糟糟搅作一团了。
高岗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在克制自己，镇定自己。你是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还是东北局书记，你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高主席”。你千万不能失态。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希望。这就是堤坝。堤坝后面是汹涌激荡的一腔热血。千万得守住这堤坝。一点蚁穴都不能有，任何一种一念之差，都会成为一种蚁穴，足以使大坝顷刻倾塌的蚁穴。稍一不慎，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
两次会议（二）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1）
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会议，一般是不公开举行的，如果有必要发表新闻，也只有到会议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就闭幕了。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到了2月1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同时发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的社论。就全社会来说，只有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饶漱石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饶漱石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不诚恳，不愿意挖掘自己思想的本质。如对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虽然承认了一些东西，但保留较多；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仍多方辩解，掩饰自己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也不愿意挖掘思想根源。尤其是对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主要关节问题，实行抵赖。
饶漱石是这样。高岗又如何呢？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已经不相信刘少奇而最相信你吗？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一离开北京就不放心，只有你在北京他才放心吗？有人称你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不是那么乐不可支、以“战友”自居吗？现在是怎么了？你究竟算个什么？
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了。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高岗觉得血的热浪，一阵一阵涌上耳根。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两次会议（二）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2）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留下了几个。
秘书到高岗办公室拿了几封信，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