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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引 论
一直有人把9。11的攻击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攻击进行比较。例如，热衷进行调查的记者詹姆斯·班福德就曾经把布什总统的行为描绘成“处于今日珍珠港之中。”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新闻曾经报道说，在9月11日临上床之前，总统本人曾经在其日记之中写道：“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已经在今天发生了。”
为了论证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将会与其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相似，人们经常进行这
样的比较。在总统于2001年9月11日向全体国民发表演讲之后不久，亨利·基辛格就在一篇网上发表的文章之中指出：“政府应当负责进行某种系统的、人们可以希望用来终结对珍珠港的攻击方式的反应，应当负责摧毁对这种攻击负责的体系。” 在这场攻击刚刚结束便发表的一篇重要社论之中，《时代周刊》杂志强烈呼吁说：“这一回，我们再也不要愚蠢和虚夸不实地谈论‘调停’了。ˇˇ这是一个如果不培养狂暴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耻辱传诸后世的日子。让我们培养狂暴吧。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已经统一起来的、像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出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怒那样的、可以发挥统一作用的愤怒。”
人们通过某些比较指出，9。11的攻击的确激起了某种反应，即呼吁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这种反应与珍珠港事件所引起的反应非常相似。通过引用布什政府即将就任的高级官员在2000年所做出的一个预测，即除非出现“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否则他们所希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写道：“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就提供了这种‘新珍珠港事件’。”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所的一位成员在9。11事件之后指出：“公众对军方行动的支持与其在珍珠港攻击之后所做出的反应非常相似。”
这些对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的比较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所有的人实际上都一致承认，9。11事件是近来最重要的事件——无论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这次攻击已经为某些人对美国的公民自由进行意味深长的限制提供了基础（就像珍珠港事件导致了美国对那些日裔美籍公民的自由的种种限制那样） 。这些攻击也变成了由美国领导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基础——其中既包括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也同样包括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它们是这场战争迄今为止的两个主要阶段。
［xii］此外，布什政府的“对恐怖主义宣战”还被许多人认为是某种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托词。例如，菲利斯·本尼思（Phyllis Bennis）就曾经指出，9。11事件所导致的是“通过某种不受任何挑战的帝国法律，把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当然，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偶尔指出，美国的领导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世界的帝国 。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都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自从9。11事件以来，已经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影响深远、更加傲慢自大了 。实际上，理查德·福尔克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全球统治方案” 。虽然在9。11之后曾经涌现出针对美国的善良意志，也出现过乐于接受其下列主张的愿望，即这种攻击使它有理由针对恐怖主义发动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但是，这种善良意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比以往更加广泛、更加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批判的广泛和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越战期间的美国的批判。然而，美国对所有这些批判的回答就是9。11事件。例如，当欧洲人批评布什政府试图针对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就有几个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制造理由者通过指出欧洲人并没有忍受9。11攻击所造成的痛苦，来说明这种存在于观点方面的差异。
关于本书报刊界的失误（1）
即使假定了9。11事件在导致这种更加明确和更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某些观察家仍然指出，历史学家们应当回过头来把它看作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 。不过，尽管人们实际上几乎一致认为9。11事件具有如此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公众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仔细审查仍然是非常少见的。在对9。11攻击进行一周年纪念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指出：“与人们于1912年在几个星期之内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了解相比，虽然已经一年过去了，但人们对死在曼哈顿脚下的2801条生命的情况的了解仍然要少得多。” 情况之所以如
此，部分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因为后者主张任何一种调查都会分散人们对必须进行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注意力，因而抵制人们有关通过一项特别授权进行调查的呼吁。但是，公众之所以对9。11事件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下列事实，即《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报刊界成员并没有发表真实可信的调查报告，而这样的调查报告［xiii］本来是可以消除公众这种缺乏了解的状况的。此外，又过了一年以后，情况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在2003年9月11日，一位为《费城每日新闻》撰稿的作家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过去了730天以后，我们对当时所发生的情况的了解仍然如此之少呢？”
美国报刊界尤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深度的调查——官方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究竟是不是与人们可资利用的证据、与其他表面看来合理的证据相一致 。当然，许多报纸和电视节目提出过几个关于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表明这种报道有某些成分似乎没有道理、或者说似乎与某些事实相矛盾。但是，报刊界并没有使政府官员们直接面对这些矛盾和难以置信之处。此外，大众媒体也没有向公众提供任何具有综合性的、展示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概述。一些新闻记者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报告，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获奖记者格里高里·帕拉斯特和加拿大获奖记者巴里·兹维克（参见注释16和18）。但是，即使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报道，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集体意识遗忘了——因为它们一直是以进行有勇气的卓越报道的个人产物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虽然有许多在其他情况下可靠的个体提出了对这种官方说明的强烈批评，但大众媒体并没有把这些人的观点展示给公众。
的确，对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都具有煽动性，因为拒斥这种官方说明，就意味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的领导者们对大众编造并且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且，绝大多数人会假设，如果他们确实编造了一个虚假的说明，那么，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共谋关系也必定会这样做。这种官方说明的绝大多数批评者所得出的结论也确实如此。这种结论当然是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指控。但是，假如我们的报刊界与在任总统也是共谋关系、因而根本无法对人们在对总统的严厉指控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拥有出版自由——即第四等级——呢？就水门事件丑闻而言，针对尼克松总统的各种指控就具有共谋性。就伊朗门事件而言，针对里根总统的各种指控也具有共谋性。然而，就所有这些情况而言，报刊界都把结果公布了出来（尽管就前两个个案而言，这种公布太晚了一些）。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需要独立的报刊界。
［xiv］但是，即使人们已经发现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是虚假的，报刊界也没有就这种事件履行自己的使命，其各方面的后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与以前这些丑闻相比，情况更是如此。有人曾经用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辩护，而这些战争不仅导致了成千上万士兵的死亡，也导致了远比在9。11事件之中丧生的平民更多的无辜平民的死亡。有人曾经使用这种说明，为美国在全世界各种地方所进行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美国人民所根本不了解的。有人曾经用它为美国的爱国法案辩护——而通过这种法案，美国人民的公民自由就被剥夺了。有人曾经用它为美国对关塔那摩湾 和其他地方的数不清的人们的无期监禁辩护。此外，与质疑克林顿总统有关其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相比，报刊界就9。11事件对布什总统的质疑要温和得多，而前者相形之下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就这个方面而言，有些局内人已经承认了美国媒体的失败。例如，有人引用CNN国际广播电台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里纳·戈尔顿（Rena Golden）在2002年8月的话说，无论就9。11事件而言、还是对于阿富汗战争来说，美国报刊界都会对自身进行审查。戈尔顿补充说，“无论是谁宣称美国报刊界不对自身进行审查，都是在耍弄人。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CNN一家——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无论以什么方式介入9。11事件，都要承担部分责任。” 关于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CBS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指出：
南非曾经有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