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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睛，又想起那个奶牛服的小男孩，还有那些混乱不堪的记忆。
最后想到的，是爷爷生日宴上的彭格列首领，他和蔼亲切地跟爷爷说话，身后的守护者手上却有没擦净的血痕。
我突然觉得他温和的笑脸变得虚假无比。
我摊开手掌，借着月光和远处的灯火看着空空如也的手心。再次握紧时，我想有什么东西从我手里溜走了。
感觉不出，却确实有什么已离开我了。
蓝波说的那句等着瞧，就是指这些令人作呕的手段吗。
那也真太小看他的姐姐了啊。不论怎样……
“我绝不会输。”我望着威尼斯的夜空，喃喃自语道。
☆、一平到来
我把小费递给船夫后便上了岸，还没来得及循着清晰可闻的摇滚乐声走入酒吧，挎包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我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出50多条未接来电和20几条短信，大多数来自于律师事务所和我指教的大学，只有一条算是比较私人的——大学法学院的在读男博士生，比我大一岁本该称为学长，但职务上是我的助教，偶尔也会帮我带几节课。
“有事吗，请问？”我停在酒吧门外一条小巷的入口，朝电话那头说：“没事挂了。”
“诶诶，等等，等等嘛——埃莉卡！”
“我接了一个新案子，往后一周不回罗马了。”我靠在墙边，不知为何我的旺盛精力今天消耗得格外快。我语速极快，不想浪费一点时间：“你去负责学校那边，让那个官二代尽快把他的毕业论文写出符合一个人类的逻辑条理，列出所有的引用书目后再发到我邮箱，不然让他滚去我办公室罚抄一边《拿破仑法典》。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额……”电话那头又是一阵磨叽，我无法忍受他说一句话前在心里排练三次的慢性子，没耐心地说：“没事我挂了。”
“噢……不！我有话说！埃莉卡——”他连做两个快速深呼吸，语气中带着即将赴死的某种被逼无奈和凛然：“真主保佑你平安无事！我会为你彻夜祈祷的！！”
啪的一下，那头传来挂机的嘟嘟声。
我瞪着闪烁的手机屏幕，心中逐渐后悔起收他当助教。非常后悔。
我进入那家酒吧时有点意外，不是因为店里人罕见地稀少，也不是因为时近11点而酒吧却开始打烊。我做好了跟所有人翻脸的准备，从我七年前踏出波维诺的大门时我就准备好了。这七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的工作步骤一旦脱离了以纯暴力为解决方法的路径实属罕见。
——我预先要跟酒吧老板吵的那场架，已经被吧台里那个扎双麻花辫的小女孩抢先了。
凑巧的是，这个一身白衣的亚洲少女，是我的“弟妹”。
蓝波在日本时的青梅竹马，一平没有穿她故乡中国的旗袍，她穿了一身……要我理解，除了日本传统小食打工店，我还没见过哪家服装会有这么统一而单调的风格标志。
与我脑海中仅剩的可怜印象大相径庭，一平正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挡在吧台入口，死死截住了那个年轻的女店主，她大声地反驳着什么，面色涨得通红。店主面对她的诘问只是悠悠地倚在一边，脸上挂着弧度刚好的笑容，就像一个贵妇，游刃有余而礼数周到，丝毫不见动气的样子。
我默默地站在门口，掏出手机查过往航班。果不其然，从东京到罗马，有一趟今早的航班。我转身往外走，已经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了，我打开通讯录开始逐个翻电话。当我坐上贡多拉拨通威尼斯中院的电话时，我听见酒吧方向传来了那个叫一平女孩的怒喊：“请你凭良心说话好吗！”
“很抱歉打扰您休息，帕茨老师，我是埃莉卡·波维诺。”我把手浸在船舷外的水中，扎人的凉意瞬间让我浑身一抖。“我是今早那件未成年少女强奸案的原告方律师，您记得吧……是的，您知道……”我在水中握拳，再把手伸出漆黑的水面张开时，手心依然空若无物。“被告是我的弟弟……未来的黑手党，您若是愿意可以这么理解。”
“帕茨老师，您是要和学生一起把未来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提前送进监狱为民除害，还是任由他们买通您的同事无视一国宪法将一个无辜平民的尊严权力踩在脚下呢？”
我侧耳挨着手机听筒，耳边灌满了电波和水流的声音，许久，我终于笑了出来：“合作愉快，老师。”
那之后的一晚是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大早，当我吃完酒店早餐回单人房取挎包时，清洁工推着整整一车的泡面盒、废纸撞见我那一霎的惊悚表情，我也只能见怪不怪地报之一笑。
爷爷恐怕不了解，“波维诺”在黑手党内小有名气，“埃莉卡”在意大利律师界同样也是。
“人如其名。”本科毕业那年，这是时任罗马大学客座教授的意大利着名反黑女法官帕茨夫人给我的唯一评价。
我垮起满载了一夜智慧结晶的包，却在开门的下一秒有反手关门的冲动。
一平顶着可与我媲美的黑眼圈，和红肿如大枣般的双眼，以纤弱瘦小的体型堵在了我的门口。她的嘴嘟得可以挂上酱油瓶，但她不是在跟我撒娇，而是在变相示威。
我漠然地与她对视几秒，低头看手表，再次抬头时对上她墨一般的黑眸。“距离8点整还差3分钟。一平，我跟人有约了。”说着我抬脚就要往外走，一平却立刻挡在我面前，神情坚决，说：“请听听我的话吧！”
“有可能吗？”我并不想跟她浪费时间：“一平，你在无故消耗我的工作时间。你担负得起造成的损失吗？”
一平一噎，随即一把抓住我的袖子：“埃莉卡姐姐，你不能……”
“我知道。”我沉下起来，看着小丫头缺乏血色的脸蛋，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凭你对我的了解，你怎么就认定我会徇私？”
“可蓝波不是那种人，埃莉卡姐姐你不会不知道呀！”
我撇撇嘴，说：“男人退化成猴子只需要一杯酒，况且这群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雄性生物永远管不住他们的裤子｜拉链。”
“哪怕他沾了酒，我也不相信蓝波会去骚扰女孩子！”一平拽着我的胳膊不撒手，“埃莉卡姐姐就对外人口述无凭的‘事实’这么有信心吗？”
“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如果这都不算事实，那什么才能拿来当成证据？你又要如何证明，难道你有办法证实那混小子还是个处男？”
一平脸刷地红透了，她尴尬地嗫嚅几声，双手僵硬地缩了回去。
我看着她既失望又不甘心地咬着嘴唇，觉得一阵无奈。毕业那年我接过一个恶意伤人致死的案子，作为被告的家属一方开出了大价钱只为了不让一时冲动的儿子被判死刑。我告诉那时精神几近崩溃的凶手母亲，她的儿子故意杀人的事实，我的最大职能是判成死缓，如果想让律师拖延开庭捏造口供判成过失杀人最高七年j□j，还请另谋高就。
最后那个年少轻狂的青年被判无期，我的酬劳被砍掉一半。原告律师在宣判之后找到我，对我说波维诺小姐，案子情节很恶劣，但我认为你应该可以影响裁决判到有期徒刑。
我抱着厚厚的资料袋站在法院门口，沉默半晌说，您太高估我的影响力了，还有，他在狱中仍有机会得到减刑，我当然能为他的家人提供路数做一份精神问题鉴定书，或是在关键条件判断上教他如何模糊措辞。只是先生……律师拿钱办事不假，但我服务的对象从来不止我的委托人。
那个经验资历远在我之上的律师一愣，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请继续保持下去吧。不出三年，你会知道自己是对是错的。
我想起被告家属听到宣判最终结果时的表情，跟现在的一平如出一辙。
“没有别的方法吗？”她紧咬着嘴唇，带着不敢磨灭的希望仰头问我。
我暗叹一口气，对蓝波的不满又上了一个层次，稍加思虑后说：“情节并不严重，顶多判成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罚的一定要罚，如果他主动认错再加上刑罚执行过程中积极配合，”我伸出三根手指，在一平睁大的眼睛前摇了摇：“三年内，他能重获自由。”
“一定得坐牢不可？”
我绕开她更甚一步的追问，自顾自说：“这是理想情况。如果他抵死不认罪还态度恶劣，刑期翻一番也不是没有可能。”
“姐姐！”
我摇头，表示已经没有任何退步的可能。一平看着我的眼睛止了声，过了很久，她决定好什么，深呼吸之后目光变得像以前一样坚定：“那么埃莉卡姐姐，我能做什么？”
“让开，放我出去。我已经迟到了。”说着我程式化地笑了笑，说：“我痛恨任何不礼貌行为。”
一平一愣，脱口而出：“可你跟狱寺先生吵了架。”
我微微抬眼，语气冰得令我自己吃惊：“彭格列算什么东西。”
不待一平说话，我一猫腰，快步从空隙里穿了过去：“再见。”
直到走进了电梯，我背对着逐渐闭合的电梯门，终于不再隐瞒想掐死人的强烈冲动。
“该死的彭格列，”我从牙缝里挤出字来：“连一平都要祸害么……！”
这层薄怒还未完全散去，但我从帕茨老师家中走出来时，一通威尼斯警｜察厅的电话再次火上浇油。
负责该案的小组组长在电话那头阴阳怪气地说：“令弟今早已经保外就医。您要来警局撤下上诉吗，波维诺小姐？”
很显然我和蓝波的身份早已曝光，我按住心口，听见我气愤得蹦山嗓子眼的心跳。尽可能温和地在脸上摆出微笑，尽管他看不见，我说：“撤诉好迁就那个富家少爷逍遥法外，我也配当伯茨老师的学生么？”
那边无声静默，我说：“如果我没记错，苏艾特的身体检查结果早出来了。”
“处｜女膜破损。”那头传来翻阅文件的哗哗声，组长的声音变得公式化：“另外全身有几处淤青和勒痕，符合她的口供。”
我沉吟片刻，问：“有男子精｜液吗？”
“身体检查是昨晚做的。”他的口气压抑着不满，“本应更早的。”
我暗自想，或许政府和警方早已对黑手党家族明里暗里插手干预司法程序心生厌恶，若是一般的黑社会恐怕早已被铲除，毕竟波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