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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样，他到15岁时，所写文章已被人称许为“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司马光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司马光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司马光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
司马光的思想
由于司马光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学术上也主要是笃志于史学研究，对理学的贡献不及理学的其他“五先生”那样宏富精深。然而，他在经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实践和为人处事中完全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出现的，并且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按照儒家的标准，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马光确实是一位纯厚的名儒大贤。综合起来，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天命论”思想。司马光相信“天命”，在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类只能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还认为人的贫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而不可移易的。然而，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相济”和“天人相助”的观点。这说明，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托于天命，特别是对征服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理学思想。对于理和气的关系，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本。就是说，司马光把“虚”看作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质性的“气”看作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作为万物之本原的“虚”，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本。总起来说，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这个观点和二程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10）
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是理学家们对修身治国的“君子”“贤人”之基本要求，讨论得很多，司马光也不例外，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以是为慕，以非为羞，但实际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这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引诱和蒙蔽，所以必须抵制外物的引诱才能做到去恶从善，去非存是。司马光说，他训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他是在修养论和认识论一致的前提下，讲格物致知的。
对性理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认为，有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不过是欺人之谈。所谓理，无非是个是不是的问题，所谓“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人物言论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意思是：生活环境从节 衣缩食变成丰衣足食，轻而易举；若是丰衣足食变成缩衣节 食，那就面有难色。
现实意义：告诫我们要节 俭朴实，反对奢靡的生活。
故事：司马光训俭示康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 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晾干后再写书稿。
这种节 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训俭示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 俭朴实。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及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司马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叶适
——温州“商圣”
人物介绍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先生，卒谥忠定。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方面都有成就。
学派
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叶适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其著述自成一家。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当时的叶学声望很高，其地位能与朱学、陆学构成三派鼎立之势。
总的看来，朱、陆、叶都是儒家学者，但他们所走的路径不同，朱、陆阵营虽有“理学”、“心学”之别，但同属于理学阵营，叶适则采取了同理学相对立的态度，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
生平
叶适出身寒微，其母嫁叶家时，因水灾而到处漂流，迁居21次，家计更加困难。但由于其母善于操持，“犹得保为士人之家”。叶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起来的。
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十分密切，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
宋孝宗淳熙五年，28岁的叶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第二，被授为平江节 度推官。刚中进士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为母守孝，改作浙江提刑司干办公事，就在这时，他已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后来又被参知政事龚孟良推荐，召为大学正，迁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