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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员，不足以胜繁剧而任艰险。然有志之士，无不争赴前敌军营，以图自效，至于后路差使，翻党委任乏才。臣因多方
激励，许以经理无误，当与前敌一体论功，而后鼓舞奋兴，军用无缺。”②所以，左宗棠在每次褒奖“打仗出力”的将
士时，也对那些“不避艰险，设法运解”军火、军装、军粮的“著有劳绩”人员“一律奖叙，以昭激劝”③。他还认为
“于前敌将士保案宁从其薄，而协解之劳未敢或忘者，亦义在则然也”④。这种注重加强后勤保障的主张，对于前线的
作战是有利的。
②《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761页。
③《请敕各省力筹协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4册，第 97 页。
④《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473页。
①《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
②《请奖各项差使出力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134页。
③《遵保南路官军出力员弁勇丁暨采运制造各项差使人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册，第 141—142 页。
④《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
四、“海防与塞防并重”构成左宗棠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国防建设。左宗棠说：“窃维时事之宜筹、
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⑤这样，“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观，代表了左宗棠在对待近代
中国反对和抵御外国军事侵略这一时代主题上的基本看法。
近代以降，外国资本主义依恃着坚船利炮，多由海上进犯中国，海防问题异常严峻。由斯萌生了林则徐、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观。林则徐的“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的呼唤引起了人们对海防的重视。左宗棠把林则
徐推为近代议海防第一人。他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指出：“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
漕、加意海防诸端。？？道光己亥、庚子之岁，西夷英吉利称乱粤东，公衔命查办海口事件，修筑虎门、横档各炮台，
击夷船于尖沙嘴、潭仔洋、官涌等处，斩馘甚多，夷目义律遁澳门。公虑夷人之窜扰邻省也，疏请敕下闽浙、江苏各督
抚严防海口。
其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即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等语，皆洞悉奸谲，如烛照数计。迄今数十年，谈
海防者必推公，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公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①。显然，左宗棠对林则除海防思想的开拓性意义作
了充分的肯定。继而左宗棠又承袭并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
在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中，他最关心的是改变传统水师专恃帆篷舟楫的状况，主张代之以新式轮船，实现水师向近代
海军的转变，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指出：“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
寻衅生端，逞其狂勃，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
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②因此，中国”防沿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欲防海之害
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据此，近代海防的产物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同
治九年（1870年），福州船政局造成”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轮船，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设立”轮船
统领“，以便统一指挥。清廷同意调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旦令他”勤加操练“、”悉成劲旅“②。于
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③福建海军的建置初步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与左宗棠自造轮船的远见卓识有关。所以，民国初
年任海军部副官的池仲祐在作《海军大事记》中称：”闽浙总督左宗棠议兴船政“，”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④这一
评说是符合史实的。池仲祐还说：”欧风东渐，机轴西来，鼓荡汽轮，横行海战，我国迫于时势，不能不步武后尘“⑤，
肯定了创办近代海军乃顺应时势之举。”
⑤《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册，第 188页。
①《〈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4—275 页。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7 —68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 3册，第 63 、61页。
②《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2册，第 279页。
③史学界对“水师”、“海军”两个词的使用有分歧意见。此处所称“近代海军”以其主要采用轮船为标志。
④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8册，第 481页。
⑤池仲祐：《海军实记》，《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 175页。
左宗棠对海岸防御主张“慎以求慎”，把此视为海防的重要环节。他鉴于日本侵台事件的教训，在致函总理衙门论
海防问题时指出：“从前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能不慎
益求慎，一事而加以万虑，一念而重以三思，宜其恤恤乎无终日之计也。”为此，他对如何建置炮台提出了具体建议。
他说：“炮台各式，以西人铁制为最；次则砖砌，层留炮眼，顶用铁砖，两尺厚者，盖成圆锐形，台身周围囊沙五尺厚
护之，外开三丈阔，两丈深之壕足矣，费较铁炮台为省，而功用相当，台上所安大炮，宜对准船之来路，度炮力所能及，
必无虚废乃可。炮床下宜安活轮，随时取准，可放多数倍而不费曳挽之力。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再
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炮，设台能事毕矣。”他还认为“今议防海之器，似水雷亟宜讲求”。他建议由福州船政
局学造水雷，“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①。接着，左宗棠又写信给总理衙门，就丁日昌议海防的条陈表示
赞同其“沿海择要修筑炮台”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西人重城池，不如重炮台”②，再次陈述了炮台在沿海防御战中
的重要作用。所以，此后左宗棠在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期间，都非常重视对沿海要隘的防务设施进行修整充实，
主张于“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③。
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如何才能统一与协调沿海七省的海防，这是清政府长期不予关注与没有解决的
问题。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
兴起的“海防之议”中，这个问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左宗棠作为非沿海、沿江内地督抚中唯一参与议海防者，提
出了他的看法：“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椗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
固也。然后七省同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之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要处宜
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天津者，人之头项；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
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要脊，皆亟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驰也。此处则视如髋髀，然谓者无足爱惜，
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①这种“合七省同筹”、重点设防的观点是可取的。随后，左宗棠又就丁日昌
《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②的条陈指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
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
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
纷纭，难言实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③左宗棠不同意分洋设防，这固然与丁日昌设三洋提督以发展海军的主张
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左宗棠所担心的“畛域攸分”的后果也不是没有道理。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分别任李鸿章、
沈葆桢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后，李鸿章独揽海防经费，专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至五二。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
③《派员援台并会商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至五二。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二三。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六。
意于北洋，致使南洋大臣沈葆桢在光绪四年（1878年）发出了“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让
之美名，而忘筹防之要务”①的不满之言。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左宗棠鉴于福建海军已失的严重情况，
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由他们各派数艘军舰援闽，但北洋大臣李鸿章掌握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下，南洋大臣曾国
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统一海军指挥权已是刻不容缓。左宗棠等人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议海防的条陈中，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海防无他，得人而已。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
提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曰：”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