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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
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
臣宗棠等抵闽之后，见边防紧急，营勇日增，库司告竭，邻协维艰。不得已商借洋款，暂顾目前。然款多息巨，筹
填匪易。适有条陈糖利者，据称洋人煮糖之法精于中国，出糖之数加多一二倍，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不夺民
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
拟于借款内提银数万两，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
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著有成效，即行扩充，不
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
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烊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办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左宗棠此论与其
所一贯坚持的“为政必先利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外国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对中国手工劳动的冲击，造成了中国民间原有
之“利”被攫夺的局面。清政府在财政危机、饷源枯竭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地搜刮民间之“利”。这样，如何才能
“收回洋人夺去之利”和怎样避免争夺“民间固有之利”，成为晚清经济发展中能否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左宗棠
试图通过引进机器生产，以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产品能够与外国的商品相抗衡，以“挽回利
权”，这是其举办洋务的活动中所不断奉行的原则。同时，在兴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左宗棠反对只求官府的利益而对
民间加意盘剥的作法。他主张“不夺民间固有之利”，表明其重视民间的利益。他强调“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则是要
通过机器生产来改变原有的手工操作，把社会生产引入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轨道，以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所说的
“官止收其多出之数”，指的正是采用机器生产后由于技术提高多产出的那一部分，这对于解决以往官与民争利的矛盾
是有益的。在左宗棠看来，无论是照顾民间之利以“阜民”，还是官府收其多出之利以“裕国”，都是为了“收回洋人
夺去之利”，他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认识水平已达到了为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而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尤其是他在
处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进程中的官与商的矛盾时，一直强调官办不如商办，“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这正是
对洋务企业自创办到经营的十几年实践中，因官办近代工业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清醒认识，表明左宗棠是力倡商办企业
的，反映了近代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愿望，不能不说左宗棠的“求富观”和创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代表了洋务运动
的正确方向。
当然，在对待“阜民”和“裕国”这一既辩证又矛盾的关系时，左宗棠作为朝廷命官，不可能不对“裕国”问题加
以关注。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1884年 1月 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内谈及安徽池州煤矿时说：“集资拓办，冀收自
有之利以济财用之穷，实于税课饷糈大有裨益。”①尽管清政府与洋务派官僚都试图谋取由贫转富、由弱转强的出路，
但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又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羁绊，左宗棠的“求富”愿望也不可能从根本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①《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左宗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7册，第 108页。
上得以实现。然而，他对于“求富”的追逐与渴望，却是值得称道的。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左宗棠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涉及纺织、开矿、电报、铁路、制糖等轻、重工业，其思想
认识已较 60 年代大为提高，特别是他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期间，又一次得沿海省区开风气之先社会环境的影响，
其洋务思想不断深化。光绪八年十一月十四日（1882年 12 月 23 日），左宗棠在奏请开采徐州铜山矿务时指出：“南
北洋筹办防务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局制造一切，又以煤、铁为大宗”。于是，他建议“以
机器开采”煤、铁矿，并建议“酌减税银”，以敌“洋产”。②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1883年 7月 6日），左宗棠主张
筹办长江沿岸陆路电线。他认为：“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
这样，左宗棠改变了 60 年代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把“信线”视为“运思巧而不适于用”的看法，并鉴于“洋商议添设水
线，由长江以达汉口，虽经盛宣怀、王之春竭力阻挡，幸即暂止。然洋人狡作嗜利，未必遽作罢论”的情况，主张“应
由中国先行设立陆线，杜其狡谋，所有一切经费仍由华商自筹”，请求清廷“敕下总理衙门速咨江西、湖北、安徽各省
一律举行”①。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885年 3月 11 日），左宗棠又把铁路视为“大政”，要求“次第举办”②。
在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中，他对西方国家致富的原因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
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诚以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
多所凌忽。
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也。
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
故所向无前。从左宗棠的这一段论述中可以归结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左氏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40多年中，中国虽
萌发并进而搞起了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但成效不大，“尚无定局”，其根本原因就是只抱着言守、
言战、言和的古训，而没有从泰西各国学到“以经商致富”的根本。其二，他把西方列强“动辄挟其所长”，对中国备
加凌辱局面的形成，视为泰西各国能够通过经商致富，且“以经商为本务”，以致于国富兵强。其三，左氏感到英国之
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实因“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这表明左宗棠已开始有从对器
物文化的追求转向对制度文化探索的倾向。尽管他还没有提出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要求，但其对英国“法度”的赞赏，
恰与 19 世纪 80 年代从洋务思想游离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想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
从向往西方的“规模法度”，正展示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逐步由低向较高层次发展的轨迹。
②《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①《筹办沿江陆路电线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八至九。
②《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析》《左丈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七。
③《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六。
第六章左宗棠的外交思想
左宗棠外交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涵他在议论或参与清政府对外交涉事件与活动中的一些看法和主张。
在左宗棠人生旅途的后 45 年里，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等一系列列强侵华的重大事件。他面对外国资本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不能不有感而发，有言必出，形成了敢于抵制列强藉端要挟的外交观，在晚清备受欺侮的外交
格局中堪称难能可贵。
一、“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
左宗棠在对待有关中外交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均能坚持力挽主权、反对妥协的基本立场，其“欲存国体，必难
尽协夷情”一语正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的主导意识。
还在鸦片战争时期，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已经开始对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加以指陈。他针对琦善在广东的投降
行径，作诗写道：“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①他对《南京条约》的签订更感痛心疾首，认为：“时事竟
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②他此时只能发出慨叹并进而研究“海国故事”，企望有朝一日能向清廷进一家
之言。左宗棠的言论，同在京师充任翰林院编修的曾国藩所说的“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
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③的观点相比较，真可谓有天壤之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尚在湖南巡抚幕府。他一面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同时也关注着英、法侵华战
局的变化。咸丰八年（1853年），英法联军曾攻占大沽，侵至天津郊外，并声言进攻京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
约》。对此，左宗棠致函胡林翼说：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顾，即所事之
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矣。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
一枝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当可得志。但只求勋旧诸公勿参异论以惑视听，则吾事谐矣。④左宗棠此论，可谓
切中要害。
在对付外来侵略问题上，清政府决心不大。大沽炮台失陷后，咸丰皇帝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
权议和大臣，前往天津议和。桂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