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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①因此，他主张“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②他认为之所以
同意其子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要想同社会上俗士那样只追求读书做官，而是“欲尔等知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
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③左宗棠自己在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恰证明他在参与举业的同时倾心
于经世之学，对他后来的军政活动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希望儿孙们能效法他的读书方式，不要去一味追逐科名。当然，
左宗棠在与左孝威的来往书信中，也“窥其心之所存，不免有功名科第之念”。他认为“此在寻常子弟亦不为谬，然吾
意却不以此望儿也。”因此，他强调说：“至科第一事无足重轻，名之立与不立，人之传与不传，并不在此。”④他要
求儿孙“勿囿于科名之学，多读正书为要”。⑤他强调于“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读书只要明理，
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
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⑥左宗棠正确对待了读书与科名的关系，他
的观点是颇有灼见的。
左宗棠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
①关于经世致用之学，在前述左宗棠文化思想中已经述及。至于怎样做人，左宗棠又有一番论述。他指出：“读书
作人，先要立志；？？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②“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
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左宗棠把立志向上视为作人的关键。他还要求其子弟以“厚”待人，认为：“用财有
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4 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84页。
①《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 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 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3 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1 —92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0页。
⑥《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1 页。
②《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页。
于厚，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③他强调与人交往中的一切言行以”慎“为戒，对孝威说：”尔少年侥幸太早，
断不可轻狂恣肆，一切言动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气、公子气一派断不可效之，毋贻我忧。“④”当得意时最宜细
意检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⑤左宗棠在课子方面
的这些论述，无疑给中国重视家教的传统增添了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③《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1 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0 页。
第五章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洋务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倡导作用的思想，它在 19 世纪60至 90 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为一股推
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新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内蕴为“求强”与“求富”。本书传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中
国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开拓者之一，对其洋务思想的形成、内涵及特色进行探讨，是本章所要阐述的重点。
一、“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
左宗棠“求强”思想的形成，与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对中国的冲击紧密相关。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他对“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
而感到“愁愤何可言”，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
①这表明左宗棠谈论洋务的思想已开始萌芽。他把当时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称作“洋事”，而不用习称的“夷务”，表
明他的意识比那些习惯于闭关而视西人为“夷”的人们多少有点开明之处。而且他还指出：“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
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②可见他已朦胧意识到
中国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
把左宗棠的这些想法同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想认识做些比较，可以看出左氏的思想是有独到之处的，且与当时进
步思想家有相通的地方。
首先，对“夷”、“洋”的看法。“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化而来。明清之际，来华的外国人被称为“夷人”，
成为惯语。鸦片战争前，伴随着外国武力进逼的步步加紧，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苏松太道吴
其泰在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的字样，认为是对他的“凌辱”，在抗议中说“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双方
引经据典，进行舌战，吴其泰只好改称“该商”含混过去。③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而在谈判现场的吉林副都统咸龄却搪塞说，孟子曾把舜称为
“东夷之人也”，可见“夷”字不是蔑称。似乎战败的面子要恃口角占上风来挽回，可谓昏愦。尽管双方“争论字义，
良久未定，”①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还是在不书写“夷”字的情况下签订了。左宗棠能较早地把同外国打交道的
事情称作“洋事”，说明他并不是在文字的用法上囿于成见，关键是如何寻求御外之方。
其次，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认识。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在上奏描述泊于虎门之外英国兵船
的情形时说：“该夷人除炮火外，一无长技”。“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
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②而实际上卢坤所依靠的不过是刀矛弓箭、帆篷舟楫，他只是看到了英人的船坚炮利，
却根本提不出克敌致胜的方略。与此相反，林则徐在广东主张的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
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祈裨益实非浅鲜矣”。③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
》谈“议战”时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二。
③许地山：《达衷集》，第 49 —60页，1925年排印本。
①［清］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5册，第 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清］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七，页二二；卷二九，页一六。
③［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页。
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
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
并延西洋抡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左宗棠当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虽不如林、魏那样
深刻，但他能闪现出设厂造船，”以之制敌“的思想火花，这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朝野上下对”师夷长技
“普遍取敌视态度，林则徐”制炮造船的建议被道光皇帝硃批为“一片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遭到守旧势力的
诋毁，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第三点是“变局”观的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钧宰首倡此说。他指出，中国人“初不知洋人何伏，英
法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此后，黄恩彤也说：“迨英吉利
立市开关，粗角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均数百年中
外一大变局也。”③变局观的提出，对于重新审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此时的变局思想还主要基
于对面方列强不断东犯的初步认识。左宗棠对英国“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所发出的惊呼，恰折射出他对变局
的最初理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津沽失陷，京师被劫，皇室北窜，“天朝大国”已失去前清的威风。
中国人在震惊之余，观念也在转换。
“洋务”取代“夷务”已从口角之争转向兴办洋务以“借法自强”。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江南道监察御史
骆秉章在上奏中曾有“把持洋务”
①的字样，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夷务”一词。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②显然，由“夷”字向“洋”字的转变带有胁迫色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