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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
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
①《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244 页。
①《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2页。
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
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
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
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
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
不妥的。
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
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去之利，等
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
二、“穷经将以致用”
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
思想。
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
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重道德
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
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
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
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
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
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主张”凡文之
下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强调”务本原之学“。④他针对明代”言心言性“，”置四海之困穷不
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浮泛学风，重新发挥了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将其实学思
想建立在博学与行己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圣人之道“来鼎力倡导。他指出：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
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
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
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他认为只有做“行己有耻”的有本之人和治“博学于文”、“好古而多闻”的务实之学，才能达到
“圣人之道”的境界。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黄宗羲主张“治天下，为民用”，
强调“经世应务”，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子路》。
④［明］高攀龙：《与李肖甫》，《高子遗书》，卷八。
⑤［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46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③［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④［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清］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迂儒之学“。①王夫之同样认为研究学术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②顾、黄、王的主
张在清初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健实学风。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③的新说，强调“治经复汉”，指出：“经学自
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④当然，顾氏所
复兴的经学不是以阐发经文微言大义为特色的今文经学，而是以对经文进行考据和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他“治音韵
为通经之纶，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⑤他“学有本源，博赡而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
未，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⑥他是以“通经致用”为目的开创清代以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大师。
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汉学家们，固然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考
证、训诂的朴实治经方法，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乾嘉之际所兴盛的以考据学力特征的清代汉
学，又使得这些汉学家们面对故纸，专重名物的考究、文字的训诂和典章的钩稽，却抛开了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
他们“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①，致使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几乎误入“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但是，清朝的统治自乾隆中后期起开始由盛转衰，嘉道之际社会危机不断加剧，这又不能不使许多学者重新审视儒
学经世致用的内在价值，主张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于是，自嘉庆未至道光、咸丰年间，在学术文化思
想领域，出现了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和宋学抨击汉学以重振经世致用实学的两条思想脉络。今文经学派主张“引经致用”，
以刘逢禄等人开其先，其弟子龚自珍、魏源等人承其后。魏源指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治
宋学者批驳汉学“驳杂细碎”，从恢复理学正统地位和反对“汉学专制”的角度，试图通过提倡义理之学和经世实学来
达到挽救清朝衰世的目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基本上沿顺着这条路径而走上了经世致用之途。
前面谈到，左宗棠主张“恪以程朱为宗”，表明他是以宋学为圭臬的。左宗棠的义理、经世之学得力于他的老师贺
熙龄的诱导。道光年间宋学家唐鉴曾这样评价贺熙龄：“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
用之学。”③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贺对“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左“尤加器
异”。①贺熙龄对左宗棠
①［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一一。
②［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③［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④［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34页。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提要》。
①［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4页。
②［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魂源集》上卷，页三五九。
③［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页。
从学所获深为赞赏，他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
循然有规矩，而下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②贺还作诗对左评述道：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
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在该诗的自注中称：“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③左宗棠从顾炎武的崇实致用思
想中汲取了养分。他 17 岁时便从书肆中购得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悉心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
④他在义利之辨中，认为那些皓首穷经以“文章名者”而“招摇天下”的人，即是“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
⑤他对吴立纲“以朴学称”，“尝手抄《史》、《汉》、《文选》及顾氏《日知录》”⑥的做法深表赞许，并在自己为
官期间对“名儒顾亭林先生在明季时饱经忧患，所著《日知录》”中的经世之方予以实践。左宗棠承继了以今文经学谈
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其中他尤对魏源推崇备至。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
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②左宗棠居家时，对家中所藏由魏
源编辑的旨在“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③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丹黄殆
遍”。他致书陶桄说：“多读有用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