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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
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
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
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
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
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
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
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
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
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
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
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
《丛书》幅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
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
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
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
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
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
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
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 10 月 7日左宗棠评传导论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
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
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
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
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
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
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
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清嘉庆五年（1800年），乃世纪之交。步入 19 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
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于世界大势。
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 16 —18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洲、西亚、
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 19 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
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接见，同时申明英
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
殊不晓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
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斥的态度，
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 20 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
为只要简单地闭关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
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
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
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在“上谕”中问道
：“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
愦，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 1860 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
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
①［清］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四二。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776 —1777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在派奕䜣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
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
奕䜣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䜣还受到英使额尔金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
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遭劫的结
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
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
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
“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
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
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
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
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即注意对“海
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
“以之制敌”。当然，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
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
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
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与
林则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
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
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