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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
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
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
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
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
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
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①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
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
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仪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
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①于是，福州船政局
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24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 247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4 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1 —63页。
①《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0 页。
二、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与早期经营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被清廷批准后，即着手于船厂的筹建。他函邀时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和正
在越南海滨旅行的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速到福州商讨设厂造船等项事宜。
选择局址是一项首要任务。日意格于同治五年七月初十日抵福州后，随同左宗棠前往马尾，“择定马尾山下地址，
宽大二百三十丈，长一百一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
②选定马尾作为福州船政的局址具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马尾地理位置险要，沿闽江而上距离省城福州有 60 余里，顺
闽江以下抵五虎门海口约80余里，闽江口外有许多岛屿，星罗棋布，沿江的金牌门、长门、罗星塔等处设置有炮台，江
的两岸群山环绕，“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能阻住入侵的船只”。①局厂设于马尾，前面临江，背面依山，有利于设防。
局址选定后，左宗棠同日意格议订了设局、建厂、工程期限、经费、造船、驾驶等事项，并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
去上海面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到达福州，左宗棠向他出示合同，德克碑无异词。
正当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议”船厂事宜时，
忽于九月初六日（10月 14 日）
接到清廷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谕令。左宗棠感到离闽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来尼处画押后再返回福州“面订移
交后任”。同时他加紧了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并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选。他上奏指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
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
谘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
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②经左宗棠“再四思维”，
认为只有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可以担当此任。沈葆桢不仅“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而且是林则徐
的女婿，左宗棠把举办船政的重任托付于他，用意十分明显。左宗棠“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希望他“主持此事，必
期就绪”，而沈“始终逊谢不遑”。左便请求朝廷出面“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并特命沈“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
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①左宗棠还布置设局经费由署理布政使周开锡会商福州将军和督抚调取。一
切工料及延聘洋匠，招募华工，开设艺局等，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的消息传出后，沈葆桢与绅民
百余人联名呈称：“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所笑，天
下寒心。诚使督臣左宗棠驻闽中，豫将赴甘之师先行部署，俟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即移节西征。”②
②《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32页。
①［法］日意格：《福州船政局》（p 。Giquel ：《TheFoochowArsenal 》），第 9—10页，1874年英文版。
②《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33页。
①《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33页。
②《同治五年九月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4 页。
清廷同意左宗棠提出的宽限数旬赴陕甘和闽省绅民恳留左暂缓西行的请求。左宗棠“昼夜忙并”③，抓紧进行人事、
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
在人事方面，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答应总理船政，从而为左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的
较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的入选。
左宗棠于九月二十二日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
沈以丁忧人员不应与闻政事为由，“且呈固辞，引经据义，坚不可夺”。左宗棠则以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
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来打消沈的顾虑，并向沈陈述他“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
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的利害关系，“复以此商之沈葆桢”。沈被左的数次真
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
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工”。①
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时已列出社会上纷纷扬扬的 7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
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清廷原拟由吴棠接任闽浙总
督，并“特经谕令吴棠接办”船政，现“据左宗棠奏清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决定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
准其专折奏事”。②不出左宗棠所料，他“西行以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
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因此，他再次吁请清廷：“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
事有专司。”③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
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 7月 18 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
十月初一日（1875年 10 月 29 日）赴两江总督任的 8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
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空前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的有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
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
在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的同时，还奏请将“二十年前从臣读书湘中，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①的周开锡和“才长
心细，熟谙洋务”②的胡光墉交由沈葆桢差遣，以协助沈主持局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66年 12 月 7日），左
宗棠收到清廷于十月十三日下发的任命沈葆桢总理船政的谕旨，感到“船政交沈葆桢总理，尤深幸慰”。③正是鉴于船
政“接办有人”的情况，左才于得悉清廷这个谕旨 10 天后放心地启程离闽。
③《调补陕甘未能迅速卸篆起程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38页。
①《筹款购买轮船机器请令沈葆桢仍管船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56—157 页。
②《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7 页。
③《遵旨密陈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481页。
①《请敕署福建藩司周开锡久于署任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183—184 页。
②《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35页。
③《恭报西征起程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