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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李锐虽然一路上孤立无援，可自重庆抵达成都后，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30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大跃进”，唯独三峡这个文件是个例外：恰恰是反“大跃进”式地倒退。这个“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俗称“河流规划七原则”），给已经升温的“三峡热”泼了一盆冷水。
●李锐说：我同三峡的纠葛没有完
众所周知，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李锐作为毛泽东秘书列席会议。但他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却鲜为人知。先是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来下放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革开始后，他在1967年11月10日被捕，立即押往合肥，又用专机送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至1975年5月离开秦城，他被单独囚禁8年之久，囚号67126。出狱后，仍回磨子潭水电站，直到1978年彭德怀平反昭雪，李锐才于1970年元月回到北京，重新担任水电部副部长。这长达20年，李锐苦不堪言。
80年代中期，“长办”（现长委会）提出三峡“150方案”，国务院原准批准时，李锐的专著《论三峡工程》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科技界，尤其是水电系统引起轩然大波。
为推迟兴建或不建三峡工程，李锐曾于1984年9月22日以《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为题，向中央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替代方案”（即用20个支流水电站替代三峡方案）。
李锐表示：“我个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样，不能单纯依靠三峡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它力不胜任，且不经济，更不能等待”。
1988年12月中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采访李锐。李告诉她：三峡主上派压制反对意见。李向她透露：通过三峡的可行性报告的第10次论证会，将于次年3月举行，看来是大势所趋，事成定局。
交谈中，李锐指着案头上厚达一尺的材料，建议戴晴写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长篇纪实，并出了个颇有诗意的题目——《三峡呵，三峡》。
于是，戴晴马不停蹄穿梭采访，主编了一本《长江，长江—
—三峡工程论争》的书，并于1989年2月28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馆门前，主持了一个意义非常的“新闻发布会”。戴晴宣布：这本小册子今天在这里义卖。
《长江，长江》序言写道：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也就是挑战。
时过境迁。李锐早已退休。但他在三峡问题上仍是“持不同政见者”。95年二月他仍旧对三峡上马表示异议。他说：“现在三峡工程已正式宣布开工，今年投资70亿。这个70亿的大屁股一挤，红水河上的龙头水电站龙滩，以及其它能及早见效的水电新项目，都只能靠边站了。其它在建工程也将拖后工期。他说：1980年我去过龙滩。经过10多年反复论证，这是一个早应上马的工程。”
95年春节，李锐照例参加水电工程学会的团聚，大家对我国水电形势深感悲观。李发言时口占一绝：
无穷遗恨篇，水电未优先。
大禹叹何在？烟灰满地天！
李锐感慨地说：“大禹治水，反鲧之堵截，而以疏导防洪。几十年来，我们一些志大气豪之士，总是想用大水库装大洪水也！煤田油田如此发展下去，神州大地环境生态，将何以堪！大好的水力资源如此闲置下去，吾等真是愧对子孙后代啊！”
人生是短暂的。李锐已近80高龄，且必将作古。可他的言论，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品，他固执的不断留给世人的声音，许多中国人都不会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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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古怪“批示”
初识葛洲坝，我认为她是一幅画。
再看葛洲坝，她亦不过是一片风景或一首诗。
久驻葛洲坝，细细品味，她竟是一本包装精美、内涵丰富的历史大书了。
认识上的三种变化，费时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调入葛洲坝当新闻记者，耳闻目睹，被表象所迷惑，眼里的船闸，泄洪闸和电站，在我笔下只是立体图案或“新闻背景”。尔后，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雄伟的葛洲坝亦不过是作为动静结合的巧妙风景而被喧染、称赞。真正认识葛洲坝，明白葛洲坝的生存环境和历史作用，弄清三峡工程与葛洲坝的渊源后，我才欣喜地发现：葛洲坝是新中国现代化的缩影。是熔政治、经济、科技、水利、电力于一炉的大部头著作。
按基建程序，葛洲坝应后于三峡水利枢纽而诞生，为什么却早在70年代初就动工兴建呢？要弄清缘由，必须从毛泽东的决心、周恩来的忠心和张体学的雄心说起。
大家都知道，伟人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即1954年长江发生大水灾后，就建议在长江三峡设卡子，建三峡大水库，“毕其功于一役”，永远消除长江水患。50年代中期，他的游泳绝唱震憾全球：“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然而，大跃进年代，全国所有行业均“发烧”，惟独三峡工程尚未轻举妄动，这件史实颇令人回味。58年2月的党中央南宁会议，发生过一件稀罕事：毛泽东亲派专机从北京和武汉接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到南宁对簿公堂。尔后，周恩来58年3月从朝鲜访问归来，亲率各部委领导人和湖北省有关负责同志百余人考察三峡，按李锐的说法，他又“语惊四座”，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事实上，58年3月党中央成都会议讨论三峡工程时，周恩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河流规划七原则”，否定了三峡近期上马提案，同时确定三峡工程水位设计方案，不能超过200米……60年代至70年代，虽然三峡工程设计和勘探工作从未停止，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国民经济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毛泽东的三峡宏图始终是一种夙愿。
在“深挖洞”的时候，“三线建设”用电紧张，而湖北省乃“三线建设”基地，矛盾更为突出。省长张体学是位实干家和热心家，他通过老省长李先念四方游说，在汉江兴建大型水利枢纽——丹江口工程，缓解了“二汽”的用电形势。69年70年两年间，他又征得水电部长钱正英同意，取得“长办”当权者支持，三番五次以省革委会名义向周恩来总理打报告，坚决要求上三峡工程，未获批准，毛泽东此间视察武汉，曾当面告诉张体学和曾恩玉：
“要准备打仗，目前不宜作此想”。
不知是一种默契，还是“心血来潮”，70年12月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从朝鲜访问归来便“赖”在北京不走了，非逼着周恩来批准代号为“330”的葛洲坝工程上马；而此时的湖北宜昌，张体学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正等着中央批示，准备“万人下河、万炮齐鸣，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请战葛洲坝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句说得明白：“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且声明“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已经成立”。而实际上呢，早在这年的11月份，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已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要求林一山把反对意见提出来，送给毛泽东。林一山真的就写了一份意见书，大意如下：
一、先建葛洲坝工程给今后三峡工程施工会造成很大困难；二、分期开发建三峡低方案，效益是葛洲坝的两倍；
三、葛洲坝的技术问题比三峡还复杂，而且当时还没有设计，而三峡已作了设计。
于是，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时附上了林一山的书面意见，建议兴建葛洲坝工程，作为实现“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结果不言而喻，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对葛洲坝工程作了如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拿到批示和中央文件，曾思玉欣喜异常，立即电告张体学并动身返回武汉，派专机将批示送到宜昌。张体学兴高彩烈地为代号为“330工程”的葛洲坝掀了第一锹土。
多年后李锐曾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提出过批评：“这个批示明显违反了基建设程序，哪有工程上马了，再来修改设计的？”历史真是嘲弄人，葛洲坝开工两年后果然停工，被迫修改设计。多年后林一山对此也有说法，他讲：毛主席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三峡工程，但那时形势不允许，要准备打仗。当时的情形，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意了，张体学带领人马事实上已经在干了，毛主席不批，等于是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不批不符合毛主席的性格。毛主席为什么又不采纳我的意见呢？依我看，在三峡大工程上做小工程，不符合他的意愿。所以，他批了葛洲坝，却没同意我的意见。
●断章，却不是空白
葛洲坝工程上马，热闹是很热闹，但历史却给葛洲坝前期施者开了个惩罚性的玩笑。葛洲坝在“三边政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指导下危机四伏，前期施工险象环生，1972年底被迫停止施工，2亿6千万元人民币掷于长江，付诸东流。为此，张体学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亦不得不于1972年11月8日至11月21日连续三次抱病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采取果断措施：宣布葛洲坝停工，责令反对上葛洲坝工程的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