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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帕普金先生和赞娜·佩帕莱经常会面。他们作为搭档在盖拉格尔先生屋后的草坪上打网球——你还记得吧，玛丽波莎网球俱乐部租下了它，月租金五毛钱——帕普金先生在球场上经常表现得异常英勇，他跳到空中发球，他那瘦小的身体在空中弯成“S”形。有时，在傍晚时分，他们也乘帕普金的独木舟到威莎诺提湖上去，赞娜坐在舟首，帕普金则在舟尾划桨。他们划得那么远，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天上布满了繁星。赞娜常看着那些星星出神，说它们是那么遥远，真不可思议，帕普金则意识到，一个头脑像这样的女孩对他这么个凡夫俗子来说恐怕没多大用处。赞娜常问他昂宿星团、木星和小熊星座在哪儿，帕普金马上会把它们的确切位置指给她看。这给他俩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帕普金想不到赞娜竟记得她在寄宿学校的天文学课本上学过的那些星宿名称，而赞娜也想不到帕普金不过是碰运气乱指了一番而已。
有很多次他们谈得那么投机，帕普金差点儿向她谈起了他那在沿海省份的家以及他的父母亲的情况。可最后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盘托出并承受其后果，为此他大骂自己丢脸，没一点儿大丈夫气概。
请不要根据上述任何情况臆想帕普金先生的爱情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打从一开始帕普金先生本人便觉得此事了无希望。
当然也得承认，有些迹象似乎表明他俩的关系有了一点儿进展。
在六月、七月和八月这段时间，他已用独木舟带赞娜出去过三十一次。以平均每晚划两英里计算，帕普金已载着赞娜划了六十二英里，或十万码以上。这无疑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他还和她玩过十六个下午的网球。有三次，他把他的网球拍留在了法官府，由赞娜保管。还有一次，征得她的完全同意，他把自行车放在她家过了一整夜，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没有哪个女孩会和男的开玩笑开到这样的地步：允许他把自行车靠在她家游廊的柱子上过夜，而她自己却对此毫无所谓。
还不止这些哩！他曾在法官府用过十四次茶点。他曾七次被莉莲·周恩请去牧师府，就因为赞娜也要去。还有五次他被诺拉·盖拉格尔请去医生家，就因为赞娜也在那儿。
总共加起来，和赞娜一块儿参加的饭局是相当多的了，致使他在玛丽波莎饭店的饭票根本就用不完，几乎可以比往常多用一倍的时间。与此同时，餐厅女招待赛蒂那张脸越变越忧郁无奈了，比浪漫小说里所描写的还要伤心得多。
表明有进展的又何止这些呢？帕普金买给赞娜吃的冰淇淋，全部计算在内大约已有两提桶之多，此外还有半蒲式耳的巧克力。并不是说帕普金吝啬，舍不得多花钱。相反，除了以上所说的冰淇淋和巧克力，他还为她买了一件白色的无袖短衫，一根顶部带金饰的手杖，一大批新领带和一双漆皮靴——就是说，他买这些东西全是为了她，即便不是她用它们也没什么区别。
另外还需补充的一点是，帕普金和赞娜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一起到英格兰教会的教堂会，他们这样做已有两个月了。有一天晚上为了“好玩”，他们甚至一起去了长老会教堂——你要是了解玛丽波莎的话，你便会明白这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大胆举动。他们俩敢这样一起胡作非为足以说明问题了。
然而，尽管有上述进展，帕普金还是觉得此事了无希望。不过，这种时而消沉，时而激昂的可怕沉浮，这种希望与绝望交替的激烈波动，恰恰说明了这段恋情的与众不同。
是的，希望渺茫。
第八辑赞娜·佩帕莱和彼得·帕普金命中注定的姻缘（2）
每一次帕普金看着赞娜在教堂里祈祷，他都觉得她太虔诚了，他配不上她；每一次他去约赞娜外出，见她不是在读勃朗宁就是在读欧玛·哈亚姆，他就觉得她太聪明了，他配不上她；而且每一次他一看见她，都觉得她太漂亮了，他配不上她。
帕普金知道自己不是英雄。当赞娜一如既往地把双手握在一起，神采飞扬地谈起十字军骑士、各类战士、消防队员和一般意思上的各种英雄时，帕普金立即明白他该成为哪一类人了。但现在他还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事实如此。假如玛丽波莎爆发战争，或是法官府受到德国人侵略的话，他或许还有机会成为英雄。可依目前情况看，还是希望渺茫。
另外还有赞娜的父亲，上天知道帕普金为取悦于他费了多少心思。无论佩帕莱法官提出什么主张他都表示赞同，这可得在心智上有相当的柔韧性才成。今天他们抨击妇女拥有选举权，明天又主张妇女应该有选举权。今天法官声称劳动运动正在侵蚀国家的生命中枢，可明天他又说只有劳苦大众组织起来世界才有希望。帕普金的观点就这样跟着一变再变，就像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片变幻莫测一样。他获准保持坚定不移看法的唯一的东西，是加拿大保守党的纯洁性和法官罢免书的可怕的邪恶性。
但即使有这一切讨好之举，法官对帕普金仍然不能仁厚以待。尽管玛丽波莎的所有银行职员一般都把佩帕莱法官的住宅视为他们自己的，但在赞娜把帕普金带回家之前，法官从没有主动邀请过他。而在帕普金走后，法官常常坐下来对他大肆嘲笑一番，气得赞娜扔下《德肯色区的开拓者》，愤愤不平地离开游廊进入卧室。然后法官会立即改变态度，重新点燃他那支玉米穗轴做的烟斗，面带不折不扣的满意的微笑，坐下来开始自享其乐。所有这一切之中还有某种很玄乎的东西，它是那么叫人捉摸不透，足以证明帕普金先生的所有机会都是了无指望的。
证明希望渺茫的还不止这点哩。帕普金的年薪是八百元，而按汇兑银行的规定年薪一千元以下的职员是不能结婚的。
我想你已注意到玛丽波莎各银行暴虐的资本主义压迫了。这些银行里有不少成熟而有经验的男职员，他们都在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岁之间，可婚姻对他们来说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被迫靠玛丽波莎饭店的餐券活命，为迎合一群资本家的古怪念头而挤住在银行的集体宿舍里。
无论何时，帕普金只要一想到那两百元的差距，就会明白社会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事实上，他就是依据这一点来解释所有的社会不满的。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亨利·乔治，洛伊德·乔治——对所有这一切，他只要一想到他那不足的两百元钱就全理解了。
在这段时间里，帕普金先生攻读了《伟大革命家回忆录》，他甚至想过用炸药把亨利·穆林斯干掉。听我这么一介绍，你马上就会明白帕普金的心境了。
但所有这一切妨碍帕普金和赞娜结合的重重障碍竟没有促使他自杀（噢，对了，他曾自杀过三次，往后我会一一道来），那是因为他早已明白：在他和赞娜之间永远横亘着另一种无情无义的现实，它使得他们的爱情注定是没有指望的。
自从他和赞娜相识那一刻起，他就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每一次他试图向她介绍他的身世和他父亲的情况，总是有某种东西梗住他的喉咙，这时候他对横亘于他们之间的东西也就认识得益发清楚了。而当他得知他父母要来玛丽波莎看他时，他的心情突然变得异常沉重，仿佛大难就要临头了，因此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来玛丽波莎。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帕普金为他们感到羞耻，为他们感到无地自容。一想到他母亲和父亲会在玛丽波莎露面，会被他的朋友们看见，还会去佩帕莱家登门拜访，他就会羞愧得简直要晕过去。
不，我并没有说这样做有什么错。它只不过表明了不同的命运——有钱和没钱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你也许够幸运的，没有机会体会为自己的父母的社会地位感到羞愧是何种滋味。你会觉得那没多大关系，重要的是为人诚实和心地善良。但你若是这样想的话，只说明你对命运不如你的人的某些痛苦情感还一无所知。
帕普金先生正好处在这种痛苦之中。他一想到他的父亲和母亲要在玛丽波莎露面，他就会满面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需想象一下那种情景就够他受的了！他可以想见他们从高级大轿车里走出来的情景，是司机为他们开的车门。他父亲要在玛丽波莎饭店租一套房间——请想一想，一套房间呀！
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不舒服。
什么？你搞错了我的意思？因父母穷而感到耻辱？天啦，不是，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富有！不是玛丽波莎那种意义上的富有——在玛丽波莎，所谓“富有”仅仅意味著有足够的钱盖带游廊的屋子，需要什么就买得起什么——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富有——拥有汽车、住里兹宾馆，有游艇，有避暑小岛，等等。
嗨，帕普金的父亲——企图继续隐瞒真相有什么用处呢？——他是帕普金一帕普金一帕普金法律公司的大股东。假如你对沿海省份有所了解的话，你便会知道帕普金的大名。从切达巴克托到奇达贝克托，这个名字是家喻户晓的。就其要命程度而言，法律公司和老帕普金是检察总长的事实还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检察总长！嗨，这差事儿没多少油水！不见得比当参议员强。不，不，像很多律师一样，老帕普金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发起人，他发起公司就像吹肥皂泡，一串接一串的。要是他不在沿海省份，那准是在波士顿和纽约鼓动投资和发行公债。要是纽约游资已尽，他会杀往伦敦。在伦敦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