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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母亲加上老师的温馨，我很羡慕龚元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
1966年的夏天就要来到，匆匆忙忙的考试即将来临，第二学期开学之初，潘明贵老师在课堂上发给我们每人一份登记表，要求我们如实填写家庭成员以及他们详细的政治履历情况，不得有任何的隐瞒；兴冲冲的我在把表格带回家之后，我并没有从祖父脸上那一丝忧郁神情看到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份必须老实交待家庭政治成份的表格，年仅不到十三岁的我，压根不知道它叫政治太沉重的份量；递交表格之后，班主任在班会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一些同学没有如实交待和填写家庭政治成份和父母的历史问题时，虽然没有将严厉的目光特别投到我的身上，但我当时似乎有一点忐忑，至今我并不知道这种忐忑是怎么走出来，或许是一种第六感吧。
第六感很快就获得验证。1966年的6月，学校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校园沸腾了，年段主任和班主任宣布学期考试取消，班上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开心极了，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高年级，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馅饼并没有吃到，但学校开始批斗老师了，大字报不仅贴满校园，也开始贴到班级里和走廊上，此时此刻，我和班上的同学才吃惊的发现，彭一万老师是大右派，萨珍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多的老师被贴上大字报，许多老师的名字被打上猩红的大叉叉，其中包括许建立同学的父亲、卫生室黄则松老师、陈动同学的母亲、讲授历史的施淑敏老师以及许多素昧平生的师长们……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天，萨珍老师在贴满大字报教室门前，被迫趴在地上从一个小小的类似狗儿进出的门洞里爬进教室，她的脸上看不到的惊吓和屈辱，我却在龚元同学的脸上看到了；在某一个上午，也在和平楼二楼的走廊上对陈动同学开起了批斗会，也就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是我的恩师陈孔立的名字。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 黑七类”的孩子，身上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我没有资格投身红色风暴的漩涡，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那还是十四岁不到的年纪，至今我还深深记得父亲将他当时属于敌我矛盾行为的真实告诉我时，并为此而捶胸顿足失声饮泣的情景，我望着父亲充满负疚愧责的双眼，望着墙上挂着父亲在我尚未出生时，为了确保东山战役唯一的运输管道——漳州的江东桥，差点葬送生命而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一等功奖状，我大惑不解，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明白，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战地救护，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也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 万国租界”鼓浪屿的他，为什么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无知的我，找不到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的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3）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岁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副铁镣伴随我走上了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诉我的后代，我第一次偷着尝试抽烟，是在双十最混乱和最动荡的1966年，时年仅仅十四岁；和烟草还有过的另一点记忆的链接，应该是1966年的冬天，被红卫兵从福州抓回厦门接受批判的教育厅长王于井，当时和她的秘书被关押在和平楼楼梯底下的工具室，王于井烟瘾极大，两手被烟草熏得焦黄，一天晚上，大概是烟瘾难忍，王于井看看四下无人，于是对一旁看热闹的我展开政治攻势，无知的我乐癫癫地跑到镇海路的小烟摊上，给王于井买回两包汀溪牌的烟丝，至今依然记得王于井贪婪地吸着手卷纸烟，吐雾吞云的定格画面……
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 功课”和“ 作业”；1967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师及时的止喝，我可能会将更多的石块扔向那些当众说我是四类分子儿子的同班女同学；过了若干年，在我下乡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场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大队插队的杨毓棋同学拼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个在大庭广众斥骂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的农民；如果不是这种原罪的铁镣，我也不至于在武平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于在病退回城之后，到处扛石头打小工，清下水道淤泥度日，或者利用周末晚上，在厦大大礼堂和厦门市任何一家电影院，骑着自行车来回狂奔，赚取微薄的津贴“ 聊补无米之炊”；这次庄振典兄告诉我，我所在的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已经逝世，逝世前，最让罗胜男牵挂的是，当年所在公社党委，曾经要求罗胜男就近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因为他们是“ 黑七类”子女，让罗胜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庄振典和杨锦麟是他所了解的知识青年中，各方面表现最好者，为什么要被暗中监视呢，为什么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还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罗胜男临终前并没有对家人交待太多的后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必须将当年自己受命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这件事想方设法告诉他们，他在临终前还想着我，而我却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眷恋那一片红土壤，“ 近乡情怯”在这里只能有负面的解读，甚至不敢试作解读。虽然我时至今日做梦还能梦见当年的梯田和无数道田坎弯弯……
还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蓦然回首就会有伤痛不已的记忆……
学校一分为二，同学一分为二，老师一分为二，还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伤口，为了争取进步争取表现，作为“ 黑七类”的儿子，我也就是那时，在幼小心灵里埋下对原罪的朦胧解读和希望最终可以脱胎换骨的赎罪基因。尽早赎罪是为了尽早站在革命的队伍中，去爬山涉水，去脱胎换骨，希望在一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是当年自己经常做的梦；这个荒唐的梦境终究没有机会实现，但一纸初中毕业证书和一只橡胶皮制作的“ 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一声足以掩盖梧村火车站站台上空不断哭声的汽笛声，那一声长长的汽笛，是如此的悠扬，如此的浑厚，如此的无法掩饰的忧伤，“ 反革命分子”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参与送行的，只有妈妈在月台上泪水盈盈地看着我，那一张挂满泪水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我兴冲冲地登上了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的征途，却不知道此情此景就叫做生离死别。就这样告别了母校，走上了人生旅程新的路途，这段路足足走了整整的八年……
之后和母校的邂逅，是在返城之后参加当年的高考，时在1978年、1979年间，我还在街道办事处打一份散工，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生物楼听生物老师吴瑞雪的辅导课，教室里人头攒动，几乎看不到老师，但能够再度听到老师在讲解解剖青蛙的道理，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满足；王若畏老师的地理复习课，我也听了几堂，施淑敏老师已经不在双十任教，我是在七中上她的历史高考复习课，但也可以算是和双十的链接；参加高考前的自我复习多半是在清晨时分，从家里跑步到大操场边的树下，开始紧张复习的一天，陈光验老师每每路过，总是给我一个鼓励加油的眼神；当年高考的教室也是在母校，但那时没有机会回到和平楼，而是在建设楼二楼初二五班的教室里，这大概是和母校最后的一次缘分的链接。正式参加高考的当天，是在团结楼前操场上最后的召集，记忆最深的是巫日辰老师惊奇相对的目光，一个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继而荒废足足十年光阴的人，能考上大学吗？坦白说，我自己当时也缺乏信心，但最终的峰回路转，终于实现了“ 我要读书”的梦想。
我也要坦然地告诉我的后代，我已经找不到我的初中毕业文凭。说到那少得可怜的知识，更是难于启口，虽然当年参加高考的历史、政治考试分数在厦门算是“ 数一数二”的，语文和地理也还说得过去，但数学分数考得很抱歉，只获得十一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个十一分告诉萨珍老师，至于英文更是一片空白，所幸当年的英文考试分数只做参考，否则我更没有资格进入厦门大学；直到进入厦大历史系就读时，已经在厦大生物系就读的庄阳同学每天傍晚到我的宿舍辅导我的英文，从ABC开始，这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重头来过，值得感念和感悟的其实是英年早逝的庄阳同学。永远记得那一天，杨毓棋、陈动、龚元同学和我一齐将从福州运回来的庄阳同学冰冷的身体抬进殡葬所的情景……感悟双十，包涵了感悟那些过早离开人世间的同窗学友的浓浓思念之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4）
我们没有资格为双十的那一段历史见证，因为我们那时很年轻，太幼稚，无法分辨是非善恶，只有盲从和狂热，只有不知疲倦的斗私批修，只有对未来前途的茫然，只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快乐，只有莫名其妙的气壮山河，只有一股现在想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激情……
未曾参加九十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之初双十老三届多次组织的大型返校聚会。但事后听闻，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