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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鸳鸯茶不是香港的惟一标志，但杨锦麟偏偏喜欢上了他称之为的“ 香港独一无二的特色”。
对鸳鸯茶的偏好，落在杨锦麟笔下的香港有理性的剖析，更不乏性情中人的感性的抒怀。香港生活，转眼间十七年了。杨锦麟已习惯于把自己当成“ 中国香港人”。在他看来，香港是他生命历程中的又一次挑战，他酷爱这种转换。虽然，他至今还是香港“ 负资产”一族。
杨锦麟迄今五十多年的人生，有过几次重大变故和选择。早年大都身不由己，被滚滚洪流裹挟而去，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以及后来的回城，再后来是改变命运的高考。渐渐地，他把这种种磨难、变数看成是一种生命的机缘，他坚信任何的经历，哪怕是不期而遇都不会白费，在每一次的转变中，他努力地把握着先机，不放过转败为胜的任何机会。在香港，经历了从名牌大学的讲师、研究员，到不名一文的从零开始，失而复得，杨锦麟苦苦相守，砥砺以行，最终他如愿以偿，更加接近成功了。
生活在香港，关注、点评香港社会，尽言责的使命，杨锦麟视之为理所当然。作为一名学者、媒体人，他长时间地关注着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命题，从香港的角度，他为祖国大陆因改革开放所获得跨越式进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由衷欣喜。他在专栏中这样表述，多数人接受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的现实，对祖国的认同和一国两制的接受程度超过预期。
对于香港不时泛起的政治风波和政治闹剧，他的书生之见同样显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 大陆社会已经确定和规范了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方向，理性的谈论和理性面对不同意见的社会氛围已大体形成，构成令人称道的文明框架，但香港的批判遗风，反而仍给人一种历史时光倒流的错觉。”
香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杨锦麟称之为“ 到处挤满了人和水泥建筑的海岛上，难得一见的城市绿地”。维园见证了香港的历史，也见证了香港的政治。每周，维园都有一个政府出资、主持的《城市论坛》，邀请若干嘉宾对市民关注的某个问题畅所欲言，围观者也可观点互动。对其由来，有说是当年港英当局鼓励市民发表意见，从英伦搬来的“ 德政”。由于这个类似伦敦海德公园的自由讲坛，周日的维园多了几分人气，“ 维园阿伯”也应运而生，他们言词激烈冲动，动辄慷慨激昂，对不同意见者当面斥责。这个论坛香港回归以后依然保留着，十多年来风雨无阻，维园阿伯们也是斗志弥坚。在杨锦麟看来，维园阿伯已俨然成为了香港政治的一个图腾、一道风景，职业阿伯们的言辞虽难登大雅之堂，却是不可或缺。“ 如若没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持续多年的维多利亚公园《城市论坛》，顷刻便索然无味。”
六、那天的心情格外地好
没有“ 触电”之前，杨锦麟的香港生活还是会有片刻闲适的。周末，合家外出逛逛，喝茶、购物、会会亲友也是许多香港家庭休闲消遣的内容，杨锦麟一家也不例外。女儿那时还没有远去美国读书，天伦之乐对舒缓杨锦麟紧张的神经的确很奏效。
香港的周末，不仅有维园《城市论坛》、“ 维园阿伯”，有中环皇后像广场菲佣放假聚会的人头涌动，还有一道流动的风景——“ 卖旗”。无论是港岛还是九龙，每逢周末，在一些主要街道，巴士、地铁站出口，都会有各种慈善团体的义工在向过路的行人筹款，对捐过钱的人，义工会贴一个小标志，这就是港人俗称的“ 卖旗”。
像爱极了香港的鸳鸯茶一样，杨锦麟也对香港的这道景致发出由衷的赞叹，并衍生开来，对香港的慈善团体和慈善事业，在自己的专栏里重重地记上了一笔。
“ 斌仔成了最近香港新闻的焦点。”杨锦麟说的斌仔，在一场意外之后，变成了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十年，去年5月间终于决定向政府申请“ 安乐死”。消息传出，香港社会轰动，媒体争相报道。斌仔还惊动了战胜死神的凤凰女主播刘海若，惊动了因骑马发生意外、导致骨髓损伤而瘫痪的美国“ 超人”著名演员克里斯托弗·利瓦伊，各界纷纷献出的关爱，感动了斌仔，也感动了香港社会。
诚如杨锦麟所言，斌仔的故事，其实只是香港社会一个小小的缩影。有人说，香港是世界华人社会中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城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意境，而是残酷的现实。爱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并不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也不是逢年过节才出现的礼物。杨锦麟的结论是，爱心并非俯拾即是，但在香港社会却是无所不在。包括内地的天灾人祸，都不乏来自香港慈善机构的捐赠。
慈善机构、团体，慈善事业，在香港历史悠久，慈善团体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筹募善款的各种活动、晚会，亿万富翁、升斗小民，纷纷慷慨解囊，“ 多多益善，少少无拘”是这类活动中听到的最多的话。这样的无需摊派、强求，表达的是一个心意，至少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和舒缓，是下意识的，更是自觉的。对此，杨锦麟的嘉许也是发自内心的。
每逢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女儿一家人外出，总会特备上一些零钞，希望也能聊表心意。又是一个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外出，在地铁站前，遇到“ 卖旗”的小女孩，发现身上没有硬币，无奈之下，只能向女孩抱歉地笑笑。女孩也报以微笑表示理解。这让夫妇俩人深感不安。走出去没几步，俩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折回，各掏出一张二十元的纸币，执意放入卖旗女孩的募捐箱。杨锦麟说，虽然此举超出了惯例和常规，但他和太太那天的心情特别地好……“ 奉献爱心，力所能及，感觉真好”。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第九章 多维度多向度——香港的视角（二）
一、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熟悉杨锦麟的人，看过他散见报端有关台湾问题的专栏，听他在电视里“ 天天两岸行”点评，都会惊讶于他对台湾历史现实、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甚至民风乡俚，了然于胸的烂熟。
干一行、钻研一行、做好一行，这是杨锦麟做事的风格之一。台湾问题研究是他早年的课题，也是兴趣所在。到香港后，疲于为生计奔忙，没有条件继续学院式的钻研，这让杨锦麟多少有些遗憾，但他作为一个民间观察者，他并没有放弃思考、研判的责任。
很长时期以来，台湾在大陆人心目中只是一个朦胧而空洞的概念。孩提时代的人云亦云，教学课本里的水深火热，缺乏求真务实精神的主观臆断等等，对于一名研究者，这些都是首先要廓清和修正的。杨锦麟最初踏入这一领域，其主观臆想与现实的台湾也是相当脱节的。
这种概念的纠偏和更新，只能透过他后来多次的亲历、亲身体验现实的台湾而获得。
第一次踏足台湾，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行程安排是礼仪性的。那次，杨锦麟和几位香港媒体同行一起，被当作贵客下榻台北五星级的来来大饭店，接待方是台湾“ 行政院新闻局”。杨锦麟台湾之行的第一印象，不是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的珍奇国宝，也非犹如中国地图般台北的街道名称，以及大街小巷流动的乡土与现代、东西华洋的大混杂。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所有陈设乃至展厅氛围，居然和北京毛泽东纪念堂出奇地相似，这让他叹为观止。这种中国特色，并没有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分隔而嘎然终止，它的延续和承接是那么的一致。
…………
其后，杨锦麟的若干次台湾之行，多半与九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选举有关。台湾的政治生命在这些接踵而至的选举预备期、正式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包括2000年台湾所谓的“ 大选”、政党轮替，以及后来充满戏剧性的、吊诡的陈水扁不光彩的连任在内，几乎所有台湾的重大选举活动，以及重要的政治会议，甚至突发的灾情等等，杨锦麟都有缘就近进行了实地观察并现场见证。从台南到台北，从城市到乡村。这使他对台湾有了一个全面而接近透彻的了解，这对他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自然是大有裨益的。
敌意和对立有着抹不去的历史的陈陈相因，而坚冰也在逐渐地消融，共识开始在某些领域显出端倪。
台湾和大陆分隔了半个多世纪，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承续根植台湾的乡土，这样的例证在中南部的乡村城镇亦俯拾皆是。譬如，对祖先的崇拜；又譬如，台湾各种民间习俗的保留完整比大陆还甚。大凡大陆人去过台湾，对此都留有深刻印象。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民风淳朴，乡民诚心好客，古道热肠，保留着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弥散着大陆中原地区的浓浓土风乡情。
1992年，台湾大地震后一个月，杨锦麟赴地震重灾区的台中县、嘉义县、嘉义市采访，印象最深的是所到之处，义工们忙碌的身影。受灾最严重的台中中寮乡，杨锦麟到达时已是夜晚时分，余震还在持续不断，而路旁一个简陋的货柜旁，昏暗的灯光下，依然有几位义工默默工作着，听不到任何抱怨，也不计任何报酬。经了解，他们来自台北，完全出于自愿。灯光下，他们的身影斜长摇曳而模糊，但这一幕，却刻在了杨锦麟的记忆深处，难以磨灭。
1996年，台海危机最紧张的那几天，杨锦麟正在台北。是夜，他与友人在远东大饭店最高层的咖啡厅饭后聊天，电视画面全是抢购大米食水的拥挤的人潮，场景混乱不堪。当他们把目光移出电视，放眼望去，但见台北街头华灯初上，依旧车水马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