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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场景，像一个狂想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弹射中心脏，自己缓缓地倒在血泊中，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心头的夙愿，虽然夸张，但并非血腥、恐怖，甚至带有几分曼妙，不可思议。死亡的光辉，让痴狂光彩夺目。
当然，这一辉煌瞬间，杨锦麟终于没有如愿所偿，但这场白日梦还是让他向往了很久。
真实情形却处处显现严酷。
校园里接连不断的武斗，好几次，呼啸的子弹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子、身体穿过，而且不止一次。命虽然捡回来了，但多少有些后怕，不时脑子里会冒出胆怯、动摇，使杨锦麟对自己有了一种卑鄙感，这让他痛苦不安。
所谓三年初中，实际上杨锦麟和同学们只接受了少得可怜的教育，而“ 老三届”集体却被创造性地称之为“ 知识青年”。“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倒是很够格的（当时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像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说的。本该是读书的年龄，却天南地北地在北大荒开垦、在内蒙古草原牧羊、在云南挖坑、在海南岛割橡胶……只有再教育，才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历史在这里上演了滑稽、荒唐的一幕。
在大陆，按毕业时间计算，人们把1966、1967、1968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称为“ 老三届”。这在中国是有着特殊社会政治含义的专有名词，纪录着整个民族心痛的历史，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也成为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名字。
杨锦麟属于“ 老三届”的尾巴，同样是亲历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广阔天地
第五章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
一、一代人全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抵押
1968年夏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个高潮年中，杨锦麟初中“ 毕业”。
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杨锦麟和他的同代人“ 很有必要”，也是惟一的出路。
按照时间的划分，当年知青下乡大体分为三拨，第一拨是杨锦麟出生的1953年到1966年“ 文革”前夕，响应“ 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口号，城市青年主动或半主动下乡，作为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做工、当兵之外的又一种生活选择，火热的“ 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感召是重要诱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8年至1971年，“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各地的总数约一千八百万人，半主动或多半被动，更像是一次强制性的人口大迁徙，范围波及全国。1969年9月，也就是杨锦麟下乡的第二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 动员”了近三万人离乡背井，插队落户的地点是在闽西落后的边远山区。
下乡青年最后一拨是1972年至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那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有所改良，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的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农场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 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但这已经是杨锦麟弟弟妹妹们所经历的了。
杨锦麟再一次被命运裹胁而去。
学校草草发了张毕业文凭，算是个交代，杨锦麟初中毕业了。随即，离家的日子很快确定了，全部都是组织的安排。
等待出发的那些天，杨锦麟全家在一片忙乱中无所适从，时间过去得很快。奇怪的是，那时的杨锦麟居然一点伤感也没有。
屋角的阳光，檐下的清影，飘飞的纸鸢，邻家的玩伴……离开自己从小熟悉的环境，离开厦门，离开家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一无所知、完全陌生的生活……按常理说来，杨锦麟应该是感伤的。但确切地说，杨锦麟是怀着尽快摆脱的心态离开的——离家远行即将带来的刺激、兴奋，他几乎掩饰不住。
向往、渴求新知，原本属于青年人的天性，杨锦麟也不例外；而他内心深处期盼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彻底洗尽身上的斑斑旧痕。事实上他一度不曾回家，很久以来他就希望逃之夭夭——背负原罪，一直沉重地压迫着，让他透不过气来。
二、出发，在十五岁生日那天
眼下的确是一个机会。开赴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妈妈在为儿子的远行准备着，小心翼翼地。一家人都刻意避开提起个“ 走”字，好像那样就可以留住时间。家人还约定，送站的时候谁都不许哭。
那个季节，和许多城市一样，厦门最忙碌的地方是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从这里离开，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地送行，而今天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却不知道何时归来。喧嚣、热闹的表面，悲凉早已从人们的心头蔓延开去。
生命中离别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反革命分子”的父亲照例是没有资格送行的，只是在自家的门前，父亲好像若无其事地和儿子挥挥手，杨锦麟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也许那一刻，他压根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那个场面，人们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反复熟悉过了。火车站台，锣鼓喧天，高音喇叭轮番播放着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激昂亢奋的人群，大家围成一圈，喊着唱着，各种队伍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火车还没开动，妈妈已经忍不住地偷偷抹着泪水。
此刻，杨锦麟们正在为莫名其妙的憧憬欣喜若狂。再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岂是革命战士的行为。一纸毕业证书算个什么，没有劳动者粗糙的双手，才是最可耻的。知青队伍中的每个人，手都捧着一双橡胶制成的“ 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这才是最值得炫耀，最最珍贵的。
一声悠长的汽笛，车轮缓缓转动的时候，杨锦麟竟然不知该做怎样的告别，妈妈追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尽头。阳光依然照耀，妈妈、厦门、喧嚣统统被甩在了后面，渐渐消失；铁轨很亮，很耀眼，通到很远的无边。火车到达第一个停靠站，杨锦麟却悄悄流泪了——对未来的茫然和对陌生的恐惧，前方一片空白……
站台上的那一刻，杨锦麟的、一车年轻人的“ 成人仪式”就这样完成了。
火车早已看不见了，依然伫立站台的妈妈突然想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
杨锦麟刚刚满十五岁。
“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样的。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杨锦麟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乡村，在那里求生。
舒婷，著名诗人，余光中诗里称赞的“ 厦门的女儿”，恰巧比杨锦麟早一年升读厦门一中。同样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在1957年国内那场著名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她在1969年那个九月，往闽西插队落户，经历过知青生活的所有苦难悲愤。这位不仅早期后来也是厦门文坛的中坚，她以诗歌崛起，用现代诗歌语言“ 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抒发胸臆。
回忆插队生活，舒婷曾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我凝视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会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当然，这位杨锦麟的同龄兼同乡，差点还成为中学校友的诗人，最后结论是“ 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最深刻的印象（1）
三、最深刻的印象：一次次地挫败
随后八年的战天斗地，在那个地方，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杨锦麟，而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杨锦麟亲身体会着。
杨锦麟接受再教育的地方不是宝塔山下、延河岸边这一类的革命圣地。厦门老三届上山下乡，主要集中在闽西老区的上杭、永定、武平三县。“ 当时的古田是闽西最贫困的一个地方。闽西一共有八个县，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踏遍了闽西七个县，就是古田没有留下足迹。”在这块伟大领袖惟一没有踏足的贫瘠的乡土，杨锦麟一呆竟是八个年头。
八年间，杨锦麟担水砍柴、插秧种地、烧瓦熏炭、养羊放牛……那块土地上一切的活，他都干过，无一例外。凭着勉强混了三年的所谓初中，杨锦麟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这一切都深深地嵌入他烟涛渺茫的人生背景，难以褪却。
八年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信息渠道闭塞，彼此间隔膜戒备的人际往来，加之精神重负、体力透支，这一切恰恰都发生在一个年轻人思想、身体同样需要滋养、长成的年代。八年光阴荏苒，杨锦麟那一代人陷入了极度贫困，极度饥饿，无论是精神抑或物质。
初来乍到，杨锦麟先是在武平象洞联防大队司前生产队，尔后又辗转联防大队的径子耕山队，象洞林场。不停地变动，个中缘由，仍然是受“ 反动家庭”的连坐。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势一直持续，直到他到1977年病退回城。
当年，一场全国性的涉及并影响一代人，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所造成的苦难生活，曾被一些备受推崇的知青文学，描述成道德自救而被放大、讴歌。从一片神奇土地上升腾出“ 悲壮的青春”，积蓄为一代人的巨大精神财富——所谓苦难是圣者必须的经历。同样地，对“ 那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批评者认为，那些充满浅薄诗意的粉饰，由于缺乏历史层面上的担当，忘记了自省与批判，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被透射在失败的历史上。
一直以来，杨锦麟以他执拗的诚实拒绝趋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