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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往塔镇的区间车上，天赐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他把他寻找毕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可不领这份情，我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个疯子，我看你脑子也有病。大赐就狡辩说，他不是疯子，脑子有病不等于就是疯子！
毕刚其实不是住在那座有名的砖塔下面。我到了那儿才发现上了天赐的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农场里，农场里倒是种满了黄瓜西红柿，摘下来就能吃，但上当的心情是很恶劣的，弄得我毫无胃口，我骂骂咧咧地跟着天赐向黄瓜地边的小屋走，听见从小屋里传来了收音机播送国际时事的声音，播音员正在说黎巴嫩、穆斯林、游击队什么的。我觉得天赐急促的脚步突然放慢了，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临近小屋窗口时，他居然喘起粗气来，他还说，你走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
我们从窗口看见了毕刚的小屋，屋子是临时搭砌起来的，一部分墙壁用旧报纸糊住了，还有的墙壁干脆露出了杂乱的颜色各异的砖头和水泥。屋子里有床、锅灶和一张桌子，一个瘦弱的穿破汗衫的男人坐在那张桌子前，他在听收音机，他一直面对着窗口，我确信他看见了我们，但他就是没有一丝反应，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两根树枝。
我听见天赐还在喘粗气，他还用胳膊捅我，意思是让我先说，我想又不是我要来找他，让我说个狗屁啊，所以我就把他推到前面来，我说，不是找到了吗？你要干什么，快说啊。可天赐僵硬地伏在窗台上，就是一个屁也放不出来。我急眼了，说，你在这儿犯傻好了，我去看塔了。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毕刚说话了，他说，不要去看塔，怎么看它就是个塔，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听听今天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又开战了，我问你们，你们站在谁的一边？
天赐有点发愣，紧接着他就松弛了，自作聪明地嚷道，当然站在黎巴嫩一边！
错了！毕刚忽然笑起来，说，哪一边也不能帮，各打五十大板，我要是埃及就要出面解决这件事，我要出动航空母舰，我考考你们，假如埃及出军，他们到达黎以前线的最佳路线怎么走？
这回天赐傻眼了，我当然也不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也不愿意被一个精神病人考来考去的。我们站在窗外，看着小屋里的毕刚，必须承认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让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不愿意被他考来考去，天赐却犯贱，他说，我要是看着地球仪就知道，没有地球仪，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见毕刚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搬出了一样东西。是一只用报纸糊起来的自制地球仪，虽然粗陋简单，但细密的国界线和仿印刷体的字迹使它看上去令人信服。我以前有一只标准的地球仪，不知丢哪儿去了，毕刚把自制地球仪小心地放在桌子上，他说，这是我凭印象自己画的，误差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我记得天赐就是这时候开始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他瞪着窗内的那只地球仪，我觉得他又要说什么傻话了，但这次他的嘴唇也颤抖起来，结果什么也说不出来。
同学，我考考你。毕刚将地球仪转动了一圈，让西亚东非部分对着天赐，他说，我考考你，埃及的航空母舰怎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黎以前线？
天赐瞪着毕刚手里的地球仪，他张大了嘴，可就是说不出话来。突然之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呜呜地哭起来了！他张大了嘴，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然后我看见他转过身子，向校办农场的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开始飞快地奔跑，他像个疯子一样跑了，把我丢在小屋外面。
荒唐的塔镇之行使我恨透了天赐，我本来就瞧不起他，这次就更加有了瞧不起他的资本了。从塔镇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理发店门前碰到了天赐，他穿着理发店的白围兜出来，想跟我解释什么，我根本就不听他的，我对他说，以后谁要跟你在一起玩，谁就是傻X！天赐像个女孩一样，可怜巴巴地低着头，看我是动真格的了，快快地回到了理发店里。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他明白我不要听他辩解。
我说到做到，从大赐十三岁起，我就没有再和他一起玩过。当然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我的决心，这年冬天我们一家搬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去了。
天赐后来的生活我略知一二，都是我的快嘴的妹妹告诉我的。我必须说明我对天赐沉闷无味的生活并没有丝毫同情，这是我的忙碌的生活造成的。谁都知道天赐没有朋友，我有很多朋友，而时光流逝，孤僻的天赐必将越来越孤僻，我妹妹对天赐的现状无论怎么添油加醋也不能唤起我的兴趣。惟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女裁缝不寻常的死。我妹妹告诉我进入老年的女裁缝有一天试穿为别人缝制的寿衣，一只胳膊刚刚套进去，人就突然咽气了。这样的死法使人们对女裁缝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寿衣最终她自己穿了。我妹妹说天赐在女裁缝的葬礼上哭得晕了过去，让街坊邻居一致称赞他的孝行，说女裁缝还是有福气，没有白养了这个儿子，也有人说天赐是为自己哭，女裁缝一生对天赐的身世守口如瓶，她这一去就把秘密永远封存了。
聪明的读者会猜到天赐的故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毕刚。当然是毕刚，多年以后这个丧失了思维和体力的老人来到香椿树街，寄居在铁路桥的桥孔里，几个收破烂的好心人为他提供了残羹剩饭，把这个古怪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群体的一员，他们住在桥洞里整整一个秋天，这期间天赐每天骑车从另一个桥洞中经过，他知道旁边废弃的桥洞里住着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他一定曾经见到过独自坐在里面的毕刚，但是天赐不可能认出那个肮脏而苍老的人就是毕刚。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特大寒流将那些收破烂的人驱向温暖的南方，却不知怎么把毕刚留在了香椿树街上。事情说起来有点神奇，那天夜里北风肆虐，风把天赐家的一扇窗户吹开了，天赐从床上下来关窗，看见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坐在他家的门槛上，天赐就随口对窗外喊，去桥洞，那里暖和。他看见流浪汉回过头来，那种乐观而迷惘的眼神使他觉得似曾相识，老人说，我不冷，只是有点饿。天赐看见老人打开了身边的那只纸箱，然后我所说的那神奇一幕就拉开了，老人捧出一个圆溜溜的东西站在天赐的窗口，他说，这是手工地球仪，误差率不超过百分之五，小伙子，你给我一碗剩饭，我把地球仪给你。
我们现在无从描述天赐当时的感受，天赐不是个善于表达内心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么一个事实，从那个寒冷的冬夜开始，天赐收留了毕刚，当然香椿树街的邻居们大多不知道毕刚这个名字，他们的口径是天赐做善事，收留了一个流浪的患有精神病的老人。街上的孩子不懂事，我妹妹的孩子那天就跑回家，对妈妈说，天赐叔叔把一个疯老头藏在家里！
我知道天赐做了件什么事。上个星期我去香椿树街办事，路过我熟悉的天赐家的门洞。他家的门板新刷了红色的油漆，一张纸夹在门楣下面：小心油漆。我站在他家门前犹豫了一会儿，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文明礼仪，我来到窗前，透过半掩的窗户向里面张望了一眼，应该说我运气不错，一眼就看见一个老人坐在藤椅上，身穿天赐工厂发的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手里抓着一瓶孩子喜欢的娃哈哈饮料。他在看电视。尽管事隔多年，我还是从他安详而乐观的眼神里认出来了，那就是塔镇的毕刚。
女裁缝的故居现在住着两个男人，棉布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失了，那台缝纫机不见了，墙上衣架上各种衣服裤子不见了，屋子里面却比以前更显凌乱，我下意识地四处寻找那只地球仪，突然发现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宝贝是在老人的身后，他的藤椅和身体把它挡住了。正是这时候毕刚发现了我，对于一个隔窗窥视的人他没有任何敌意，他指着电视机对我说，美国人又要打南斯拉夫了，我早知道巴尔干半岛三年就要打一次仗，又让我猜到啦！
我忘了我是如何回答毕刚的，也许我就没有和他搭话。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谁去管这等闲事呢。我惦记着去办我的事情，当我骑车经过化工厂那里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骑车从我旁边一掠而过，那个人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天赐。我看见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拖着一只煤气瓶，他没看见我。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我不能确定要是我把他叫住他对我会是什么态度，现在我们不仅不能算是朋友，连街坊邻居都不是了。我看着那个背影风风火火地远去，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要是坦承我发笑的原因读者们会讨厌我，但我当时确实是笑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从小就让人发笑，长大了还是让人发笑，就像天赐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亲人，尽管看上去酷似亲人，但他们终究是来得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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