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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师们常常为某个城市的长官意志所困扰。在我接触的那么多建筑师中，有好多跟我谈过他们对于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无奈，有的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但是，一提起来，他们就感到苦不堪言。他们不能无视长官意志。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为有个懂建筑的好长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长官不甚明白建筑。不怕这个城市没有好的建筑师，只怕没有一个懂建筑的好长官。就像一个单位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好，因为有个爱好体育的领导；一个单位的文艺搞得好同样是有个热爱文艺的领导；否则，是不可能开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么，敦煌的石窟建得好，无疑也是因为掌权者们的喜好。研究敦煌学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个统治者的个人性情和爱好，以及这种东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都愿意营造敦煌的佛窟？为了疆域安定，为了统治顺民，这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情感方式，包括他们的性格成因婚姻状况等等，与莫高窟能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我曾试图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没有充分理由对这个问题予以有说服力的阐述，好在我不是学子，我也无意去写学术文章，我只是要写篇散文，用以记述我的敦煌游历，以及我由此而生发的感慨。
根据我的感慨，我还要固执地说下去。面对敦煌面对莫高窟，人类不能不发现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统治者的感情脆弱，统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来自思虑太多忧患太多欲望太多，如此说来，三皇五帝们比常人面对死亡时的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可怜。在佛的面前，他们是孩子。他们只有在佛的面前也只有到了死之将至时，他们才会成为孩子。但是，他们无论多么孩子，多么可怜，也无法让佛受到感染，相反，他们倒是极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忧郁。
历朝历代，哪一个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忧郁。即使不忧郁的来到莫高窟也会被这种忧郁的氛围所笼罩。
莫高窟是忧郁的，敦煌也是忧郁的。忧郁的东西不能不受到伤害。敦煌的衰落
始于明代以后。据载：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
“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敦煌一片萧条。
到了清代，虽然敦煌一度得到复苏，但是，莫高窟却寂寞了，字落碑残，丛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白彦虎围攻敦煌，“遂将佛龛半付灰烬，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状”。
往下该说到那个傻×道士了。其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经写了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名为《道士塔》的散文时，我觉得这篇东西像小说。因为他笔下的这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禄！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最灿烂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给王道士的笔墨太多，因为在整个敦煌学中，他显得过于渺小了。余秋雨太抬举他了。他是出于好心，眼见１７窟的洞门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来工人干活。那是光绪二十六年的６月２５日，干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运出去，往显露出的墙壁上插烟管，插出一道裂缝，于是，沉睡９００年的宝窟被打开了。这一打开，就使莫高窟名扬天下了，于是，民族的耻辱与民族的灾难什么的就纷至沓来。这一段历史是从王道士这么个小人物的手中开始改写的，这倒使我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关键是他承担不起。要是换了别人去开启那个藏经洞呢？面对那么多的宝藏会怎么办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个民族或者说人类的宝藏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把它保存完好以至于送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馆吗？我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会拱手将这些国宝送给外国人。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4）
王道士是个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要知道他因为打开这个洞而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残重的无法挽回的损失的话，我想，就是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会去那么做的。然而，毕竟他做下了。
莫高窟从此开始呻吟，开始流血，开始大伤元气。
“１９２２年，白俄阿连阔夫残部约５００人，由新疆窜到敦煌驻扎在莫高窟，约八个月之久，对莫高窟的破坏极其惨重，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门窗、匾额劈碎当柴烧，在洞窟内支锅做饭，大片壁画被烟熏火燎无法辨认，把大批塑像断手凿目，甚至挖心捣腹，意在盗宝，斑斑罪痕，至今犹存。”
这是胡同庆与罗华庆合著的《敦煌学入门》一书中的记载。仅从这一小段文字中，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串令人目不忍睹的画面：
一群蓝眼睛白皮肤的高大的白俄大兵争抢着跨过大泉河，直扑莫高窟。他们哇啦哇啦地叫着，笨拙地钻进一个个石窟。他们的腰间都扎着宽宽的皮带，军装的褶皱堆积着黄沙。黑色的高统大皮靴把鸣沙山上飘下来的细如水纹的沙层踏踩得一片稀烂，黄沙默默忍受着落降下来，遮住了５００双黑皮靴上那层狂傲的光泽。
石窟在山崖上参差排列着。一股股浓烟伴着黄昏忧郁的山色，极不情愿地带着万千愁绪从高低不同的洞口中缓缓涌出。
５００个大兵涌进洞内，他们占了多少个洞就使多少个洞内的佛和飞天还有壁画上的人物蒙羞受辱。当这些个来自异邦的大兵们把洞窟中珍贵的门窗，以及那些尊贵的匾额劈碎当柴烧时，他们粗鲁得像史前人。可是，他们是来自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度。如果莫高窟是在他们的国土上，他们走进这一个个洞窟中，他们也会这么破坏吗？
洞里边的大锅很大，四周围着一圈儿解衣敞怀的闯入者。火光从锅底的缝隙处卷腾上来，闪闪灼灼地照着一张张怪异的面孔：卷曲的蓬乱的棕色头发，蓬乱的卷曲的棕色的络腮胡子，深陷的蓝色的眼睛已经显不出磁质的光斑了，半明半暗的脸被火光弄得红一半，黑一半。我知道，红的那半绝没有一丝愧疚，黑的那半也绝没有透出一点点的忏悔……他们都很年轻，年轻人不容易忏悔的。他们那八个月中一定很开心，住在洞里边开心，烧火开心，劈木头更是开心，有什么开心能比破坏一种东西更开心了呢？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保护多年的东西破坏起来才开心才痛快。他们还往墙上写字了。他们写得一定是他们的名字。７０多年后的我跨进一个修复完好的洞中仍然一眼发现了一块壁画脱落的土墙上刻写着一串俄文。字迹说不清是熟练还是潦草，我不懂俄语，认不出写得是什么，但是，凭感觉，凭一个过多地懂得中华民族灾难的中年文人，我知道那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该怎样看待这个名字呢？是一个罪恶的名字呢还是一个愚蠢的名字？
罪恶和愚蠢有时是不可分的。不光是这一批大洋鬼子。莫高窟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洋人考察队是怎样贪婪地红着眼睛撞入这片圣地掠奇宝藏。
那个以最低廉的代价骗取敦煌藏经洞中两大包手写本的奥布印鲁切夫；那个把自己装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很轻松地从傻×王道士手中买下神幡绘画等艺术品５大箱子、经卷文书２４箱子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那个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在3个星期中将洞中所有文物通检一遍，把最值钱的６６００卷文书和美术品运到法国的法国佬伯希尔……
必须要说到那个可恶的美国人华尔纳了。他是这批掠夺者破坏者中最晚来到敦煌的。他为藏经洞而来，他对藏经洞早就垂涎三尺。可是，他风尘仆仆地乘兴而来，等待他的竟是一个空空的黑洞，在他看来，那个黑洞像一张大嘴在毫无节制在嘲笑他的姗姗来迟。他一定是愤怒了，一定是觉得受到了羞辱，要不，他怎么会把莫高窟的皮给剥了呢？他是用那种特制的胶布在洞中的壁画上挑选了最精美的图案剥取下来，一块块地剥，粉白鲜艳的壁画上就落下了一块块伤疤……他剥皮剥得很仔细也很坦然，没有人来制止他，他用不着担心。他可以随便剥，任意揭……莫高窟能不为之痛苦吗？敦煌能不为之忧伤吗？
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１日，我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我在一处洞窟的壁画上看到了华尔纳剥去的那一块块皮。那本来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大型彩绘，可是，画面被剥去了一块，看上去要怎么扎眼就怎么扎眼。任何一个有神经的人有艺术感觉的人，都不能不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儿，我心甘情愿地继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着的这个地方，多少人站过，多少人受过折磨，一代一代轮着，轮到我这儿了。我痛苦的时间一定是比别人长了一些。陪同我来的年轻人催我。这位石油局的年轻人就是生长在敦煌这片土地上。来时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诉我，他们家距莫高窟只有三里路。他说他在小时候常常和小朋友们跑到莫高窟玩。那时候没有人管理，没有围墙也没有把门的，他说他们那时候随便就可以捡到小佛，他说那时候小佛在洞外边的护栏上摆得到处都是。他说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么重要，他们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