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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第2期 … 世界科幻史画
布莱恩·斯坦勃弗德 大卫·卡尔 罗定国
吸收进化论
十九世纪达尔文宣扬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进化论震惊全世界，当时对公众想象力冲击之大超过任何其它科学。进化论向一切人所钟爱的信仰提出挑战，甚至使人们怀疑人类自身的形象。迪斯雷利把当时令人情绪激动的争论焦点总结为一句话：“人类到底是猿猴还是天使？”当然科学家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的，但这正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的实质。
由于拉马克的贡献，进化论哲学首先在法国大行其道。因而一批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在文学领域里率先探索进化观念的内容。天文学家兼文学家凯未勒把进化论用于外星生命，并在他的小说《月球人》（1872）中设计出第一个外星人。另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J·H·罗斯尼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进化论作想象力的跳板，他在《幽灵》（1887）一书中想象出一个外星文明的进化系统。在《勒让德的怀疑》中他甚至设计出一张整个宇宙的进化表。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史前人类的进化过程，最著名的有《巨猫》。
在英国以科幻小说形成探索达尔文进化论的作家首推H·G·威尔斯。他的第一本小说《时间机器》描述公元八千多世纪到三十万世纪间的未来宇宙社会，在那阴冷黑暗的年代里，整个世界由两支朝不同方向进化的人种所支配：一支是天使族依洛艾，另一支是野兽族摩拉克斯。这种主题是前所未见的，也可以说为科幻小说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第二年他又出版了《摩里奥博士之岛》，描写科学家摩里奥博士试图将兽类用加快进化的方式改造成人形，结果他强加于这些人形兽类社会的道德法律失效，创造者被其创造物所杀死。这本小说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指责为亵渎神明。但在作者这近乎疯狂的念头后面，却蕴含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人兽的分野究竟在何处呢？这便是威尔斯震撼人心之处。后来这个故事由派拉蒙公司拍成电影《迷魂岛》。他的第三本小说《隐身人》曾多次拍成电影。在《宇宙战争》一书中描写地球人为生存竞争而反抗入侵的火星人——外星人进化的产物。结果火星人进入地球，摧毁整个伦敦。这也使得读者哗然。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久，一位美国天文学家甚至写了个续集，托言发明大王爱迪生率领一支满载科学家和新式武器的太空航队，浩浩荡荡地反攻火星以雪一恨。这一来使威尔斯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世人为之侧目。
受进化论的影响，当时科幻作家分为两支。一支是探讨史前人类是如何从猿猴进化成人类的，其中一些人强调火的发明，而威尔斯却强调武器的发明和运用，但其本质都是研究人如何超越兽类而进化成真正的人类。另一支则致力于探索人类未来社会的进化。
法国的凡尔纳和英国的威尔斯都是同一时代科幻文学巨匠，由于他们共同的奋斗，才使科幻小说成为文学中一支正规军。凡尔纳对威尔斯的成功多少有点不服气，曾批评威尔斯的《登月先锋》是伪科学。他说：“我用巨炮将弹丸般的太空船发射到月球上去，只要初速度够大，并非不可能。而他却杜撰一种能抵抗重力法则的物质来，那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欺人之谈。”而威尔斯却反唇相讥：“我认为讲故事和文学创作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在情节之外还要有创意，这创意我们可以视为一种理念的新组合，那才是真正价值之所在。”的确，透过威尔斯的作品，我们可看到他那无尽的创意，相形之下，凡尔纳所探究的主题却像是机器而非人心了。一位评论家说凡尔纳以太空旅行见长，威尔斯则在科技发明、未来预言及社会讽刺三方面略居优势。两人各有千秋。
社会变革
社会进化的思想——广义上的“进步”一词，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欧美已经很流行了。它影响到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并继而成为这两国的重要社会哲学。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由于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兴起的各种政治运动成为社会变化的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因而与进步及乌托邦相联系的理想社会的观念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是日益成为社会追寻的目标——一个可能的未来。
反映到科幻文学中，十九世纪末未来主义乌托邦科幻小说的典型有贝拉米的《回顾》。书中男主角沉睡一百年之后醒来已是公元2000年，他看到的新社会人人平等，由于各种机器的运用生活变得极其轻松，到处回荡着奇妙的音乐。他比较沉睡前后的两个世界，因而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乐观主义派的代表。而莫利斯的“街谈巷议”却与贝拉米大唱反调，他所见到的未来又回复到中世纪的状态，机械文明被有计划地摧毁，人类返朴而归真。而巴特勒的《众生之路》则更为脍炙人口，他具有《格烈佛游记》作者斯威夫特那种锐利的笔锋和卓越的才华，而其风格则更偏重于科学背景。他预感到机械文明高度发展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这是悲观主义的代表，也正是当前科幻小说关切的主题之一。而《来自艾尔特鲁利亚的旅游者》一书的作者逆传统乌托邦文学而动，他让一位未来社会的旅游者进入我们的现实世界，从而指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这种写法很快为其他作家所模仿。
全球战争的威胁
十九世纪末与交通革命、进化论、社会变革并行发展的另一科幻、主题是对世界大战的预测。当时大英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在国际上奉行炮舰外交和强权政治。而德国自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得到巩固和迅猛发展，企图在世界各地重划势力范围，从而对英国虎视眈眈。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对战争的焦虑就很自然地反映到科幻文学中来。其中较著名的有英国凯士尼上校的《道尔津之役》，预言英国军队被装备更好、效率更高的德国军队击溃，伦敦遭德军入侵。该书当时曾引起相当的震动，直到1940年还被纳粹党人重译成德文。
法国的魁克士是专写战争小说的，曾著有《1897年英国大战》，轰动一时。法国另一科幻作家兼画家罗必达曾在他的战争小说《二十世纪战争》、《电化生活》等里面使用大量科幻插图。英国另一位著名科幻作家萨尔，在三十岁前专写侦探小说，后转而写科幻战争小说。侦探故事与科幻小说同样需要深入的观察与广泛的知识，并且遵从严格的推理法则，但有些作家仍能够在这两个领域里来去自如。科幻作家爱伦·坡是这方面的先锋，而萨尔更是青出于蓝，在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之间游刃有余。他的战争预言小说《黄色的威胁》、《地球女王》等反映欧洲人对匈奴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余悸犹存，但当时科幻战争小说中假想之敌主要还是德国人。
然而如果以今日的眼光来回顾十九世纪的科幻战争小说，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预见到交通运输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也极少有人意识到潜水艇、坦克和飞机对战争造成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已经开始时，科幻小说也没有开拓坦克和飞机的运用。考虑技术影响战争的第一位科幻作家要算齐治·格列菲斯。他在1893年写的《革命天使》中一场世界大战运用了潜水艇和武装的飞船。他于1911年写的最后一本科幻小说《劳动之主》中在标准的英德战争模式中运用了原子导弹和裂变射线。
十九世纪下半叶经玛丽·雪梨、爱伦·坡、凡尔纳、威尔斯、贝拉米等一大批作家的开拓和耕耘，实现了科学与小说的联姻。